学而时嘻之

（果壳网）

“那我也找一些侠义的事情做做。”

丁鹏笑道：“那只是杀几个剪径的毛贼，除几个恶霸而已，也不见得能成就多大的盛名。”

— 古龙，《圆月弯刀》

网上已经有太多关于怎么增加微博粉丝数，以及怎样让我们发的微博获得更多转发的建议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建议是否有效，因为它们大都是建立在个人感觉上，而缺乏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实际上微博是一个非常适合进行数据分析的东西，所以想谈微博心得，你得用数据说话。

我的小数据

从今年8月24日开始，我像个自恋者一样，每天都看看自己的粉丝数涨了多少 — 我不但看，而且还顺手把数字记录了下来。这样坚 持到写作此文一共过去了86天，就得到了一个个人微博的粉丝数成长过程。这个数据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它是人工测量的，而在于它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不管是新浪微博还是Twitter都不记录，或者至少是不提供，“关注”这个动作的发生时间，现有的任何微博大数据研究都没有精确的粉丝数随时间变化记录。可以说如果能得到更多像这样的数据，我们完全可以写一篇像本文后面要介绍的那两篇一样重要的论文。

下面这张图就是我在这86天中粉丝的增长情况。上图是总的粉丝数，下图是每天增加的粉丝数。

我曾经设想，一个人的粉丝应该是指数增长的：关注你的人越多，你的影响力就越大，那么就会使得有更多人来关注你。这样的微分方程是 df/dt = cf，所以 f = e^(ct)。然而实际上的增长却大致是线性的，df/dt=常数！除了几次突然爆发之外，我大概每天增加10个粉丝。图中用数字标记了四个突然增长事件，其中9月15日和10月22日这两次比较大。不算突发事件，我的增长速度相当稳定：图中两段近似直线中，第一段平均每天增加粉丝9.2个，第二段平均每天10.5个，这还包括了（2）和（3）两次小跳跃。如果真有指数增长，那么其或者发生在账户开通的初期，或者要等到账户已经相当有知名度之后，或者本身是个极大尺度的现象难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表现。

所以如果你认为增加粉丝的最好办法是多发好的微博，你可能会感到失望。事实是只有出现爆发事件才能让你的粉丝数上个台阶。在图中标记的四个爆发事件中：

（1）是我在果壳网发了“弱联系的强度”这篇文章。我9月15日的相关微博被转发超过一千次，而更重要的是 @果壳网（粉丝60万）在微博对此文进行了介绍，结果是一天之内增长了300多个粉丝。

（2）这个小波动发生在9月23日，而我从9月16日到24日间一条微博都没发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很可能是（1）的一个余波。

（3）是我在博客发了《一个关于转世的流行病学研究》一文。从粉丝的增长情况来看这篇文章的影响力不大。此后在《上海书评》发表《四万年来谁著史》，仍然没有带来多少粉丝。

（4）是孔铁山（ @cnsns 粉丝3万多）在微博对我进行了推荐，而这条推荐又被 @经纬张颖（粉丝342万）转发，导致粉丝数在33分钟内增加了321个，两天增加了800多。

我在三个月内发了大概上百条微博。发微薄对当天增加粉丝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带来什么爆发。由此可见增加微博粉丝数的最好办根本不是发微博，还不如少发几条微博写篇正经文章。但最有效的办法还不是写文章，而是被大V推荐。这里没有记录到的是在我微博账号建立的初期也曾有过一次爆发，是@土摩托（粉丝14万）和松鼠科学会成员等科学作者的推荐导致。

名人的大数据

没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每天记录自己的粉丝数，这使得大规模研究微博账户的成长过程非常困难。但是卡耐基梅隆大学和微软的研究人员仍然想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Twitter跟新浪微博一样，虽然不记录每个“关注动作”的发生时间，但是它把你所有的粉丝按照关注你的先后顺序排列。同时，Twitter还提供每个账号的首次注册时间。这样对其中任何一个粉丝，研究人员找到他的注册时间，并且找到在他之前关注你的所有粉丝的注册时间，然后把所有这些时间中最晚的那个，就当成他这次关注发生的时间。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不精确的估计，但只要数据量足够大，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这篇文章发现，哪怕对于具有相当量级的名人来说，“被推荐”仍然是最重要的增长粉丝办法。下面这张图表现了技术博客Anil Dash，娱乐界女星Kim Kardashian 和纽约时报的 Twitter 账户被关注的时间曲线。他们粉丝的增长充满了突变，而其中最大的几次突变，正是因为Twitter对他们进行了系统推荐。

图中事件（1）是Twitter引入了一个系统推荐名单，而纽约时报在这张名单上。我们看到这个名单一出来，纽约时报每天增加的粉丝数立即提升了一个层次。到2009年4月，Kardashian也被加入到这份名单之中，于是她的粉丝数也开始暴涨。没进推荐名单之前，Dash 的粉丝数每天增加50个，等到十月份被加进推荐名单之后，他的粉丝数每天增加2500个！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Dash进来之后纽约时报和 Kardashian的成长开始放缓，研究者也不确定这是怎么回事。根据后面的变化推断，对纽约时报来说，很可能是因为Twitter在十月份扩大了推荐名单上的人数，使得它的重要性被稀释。而对Kardashian来说，则可能是她被从推荐名单上移除了。

事件（2）是Twitter改变了推荐方式，把推荐账户分类，让用户自己根据兴趣选择。这个变化对Dash和纽约时报带来了一个打击，二者每天增加粉丝数都显著减少。但Kardashian因为早已不在推荐名单上，她的成长没有受到影响，仍然逐步增加，甚至有点指数增长的意思。

事件（3）是Twitter再次改变推荐方式，变成根据每个用户的兴趣来定制推荐。这一次纽约时报和Kardashian都受益了，而Dash受到的刺激不大，仍然维持在差不多每天增加200个粉丝。

仅从这张图而论，系统推荐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技术博客Dash和纽约时报的粉丝增长几乎完全由系统决定，只有像Kardashian这样的女明星才能跑出一段不顾大盘的强势增长 – 据说请她发一条广告微博的价格是一万美元。那么这些明星们的增长又是靠什么呢？得看下面这张图：

像Oprah Winfrey这样的大佬一在Twitter现身（事件1），马上就有了众多粉丝，但是最初的高潮之后加粉的速度却越来越放缓，变成跟Ashton Kutcher差不多的趋势。真正能做到加粉速度越来越快，好像指数增长一样的是 Lady Gaga 和 Justin Bieber 这样的偶像派！那么他们是怎么加粉的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发出了很好的微博么？当然不是。

这两人的粉丝成长，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事业成长的反应。Justin Bieber 在2009年初还是个无名之辈，Lady Gaga 也是2010年以后才真正大红大紫。我们看 Lady Gaga 的几个关键事件，（2）是她得了MTV的音乐奖，（3）是她参演了艾美奖，（4）是她出了新MV “Telephone”。图中事件（5）很有意思，是明 星Soulja Boy突然删除自己原有的Twitter账号又建了个新的，粉丝们忙着关注他的新账号，一时之间产生了大量的关注动作，以至于我们图上这几位明星的 relative popularity 都被抢了风头。

这样看来非常明显，哪怕是对名人而言，也是系统推荐的力量最强，其次则是看你在真实世界干了什么。明星们微博粉丝的变化很可能与他们发什么微博关系不大。在新浪微博姚晨（现在是谢娜）的粉丝最多，鉴于她们可能未必是中国最火的女明星，我们可以推测是新浪的推荐帮了大忙。

而对于我们这帮普通人来说，既没机会被系统看上推荐，也没机会在真实世界兴风作浪，想要涨粉丝也许只能靠发几条有意思的微博。我们期待这些微博能被广泛转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被更多人看到，乃至变成新粉丝。但是怎样获得更多转发？更重要的是，转发真有用么？

有关转发的数据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的几位研究者专门研究了Twitter上的转发。我们设想一条微博被转发的平均次数应该跟两个因素有关：微博本身的内容，以及发帖者的粉丝数。粉丝数容易测量，可是微博内容好坏很难测量，这项研究只能采用最简单的办法。

一个办法是看微博中是否包含网址链接，也就是URL。包含URL的微博至少言之有物，总比发条在哪吃的饭的状态有可读性。这个研究总共统计了7400万条微博（对 Twitter 来说这叫tweets），统计发现全部tweet中有21.1%包含URL，而那些纯转发的tweet中则有28.4%含URL。这个结果似乎不怎么明显，但此文引用的另一项研究的两个数字则分别是18.96%和56.69%。不论如何，介绍一个从别处看到的信息的确能够增加微博的转发几率。

获得更多转发的另一个办法是参与话题，也就是用两个“#”号把微博中一段类似于标题的话括起来，称为hashtag，这样别人只要点击这段话就能找到所有写了这段话的微博。统计表明全部tweet中的10.1%含有hashtag，而那些转发的tweet含hashtag的比例则是20.8%。

这两个数据都平淡无奇，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真正想发的是那种一出来就被迅速广为传播，乃至一层一层传出去引发爆炸式增长的微博。但正如我以前曾经在《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中介绍过的那样，引发这种“twitter瀑布”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就算是粉丝众多的牛人也未必能经常做到。

这项研究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据我观察更为关键的一个事实是，偶尔发几条被广为转发的微博并不能给你显著增加多少粉丝。@Yaoyao521 今年四月发了一条关于出租车司机不收盲人车费的微博，其讲了一个很好的正能量故事，被转发次数超过一万三千，甚至还被媒体报道。作者目前为止一共发过五千多条微博。可是她的粉丝仍然只有3608个。像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我经常一看到被广为转发的微博就忍不住去看看博主有多少粉丝，很多情况下并不多。换句话说，除非你能持续不断地发高质量微博，证明自己是靠能力而不是运气，粉丝才会因转发而增加。

那么有多少这样的人物呢？肯定非常少。下面这张图是7400万条tweets这个研究统计出来的转发数跟粉丝数的关系。二者几乎就是个线性关系！一个有五千粉丝的人，和一个有一千粉丝的人，前者发一条微博的平均被转发次数差不多是后者的五倍。这说明平均而言，那些粉丝多的人发的微博质量并不比粉丝少的人更高，他们仅仅因为粉丝多而获得更多转发！这个统计还表明平均每一千粉丝带来的转发数是每条微博1.5次。

有人认为多发微博可以涨粉丝，有人认为微博贵精不贵多，而这项研究告诉我们的是你的转发几率跟你发微博的多少根本没关系。下图是被转发几率与此前所发过微博总数的关系：

如图所示，不管你已经发过500条还是5000条，你下一条微博被转发的几率，平均而言，都是差不多一次。由于平均下来发的频率高的人肯定累积条数也多，这个结果说明发微薄频率完全不影响被转发几率，因此也就不影响通过被转发而涨粉丝。

议论

总而言之，逆天靠系统，名人靠事件，普通人没事件只能靠推荐，没人推荐则靠转发，而转发靠内容。以上获得粉丝手段的有效性是直线下降的，后面的远远不如前面。而最没用的，则是你所发微博的数量。这些性质说明我们之所以会关注某个人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对这个人本身的关注，而绝不只是想看他发些什么。

本文只讨论了个人综合微博，以上所有分析未必适用于各种专业微博，比如专门搜集笑话的微博。也许只发某一方面内容的账号更容易获得粉丝，因为别人对你的内容有固定的期待。这种账号对读的人来说虽然很重要，对写的人来说却未必有多大乐趣，相当于是微博世界里的NPC。

想涨粉丝？功夫在微博之外。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想通过发微博涨粉丝其实是个神话。本文的最后忠告是干脆别计较什么粉丝数。也许我们用微博的真正乐趣不是看粉丝涨了多少，而是说话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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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的两项研究都是针对Twitter的，我并不知道这些研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新浪微博的数量级似乎比Twitter大得多。在Twitter有5000粉丝已经很不错了，而在新浪微博一万都未必是个体面的数字。《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中介绍的那个研究，两个月内7400万条tweets中有几十条被转发超过千次，而转发次数达到万次以上的只有一两条 — 在新浪微博，转发万次根本不显眼。所以再次呼吁有识之士拿国产微博多做研究。

本文写完之后才发现，新浪其实提供半个月之内粉丝增长的情况，见 http://data.weibo.com/mydata/fans/trend


我的微博账号是 @GK同人于野，欢迎关注。…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11月4日)

今年七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到他读过的两本书。一本是贾雷德·戴蒙德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一本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维·S. 兰德斯的《国富国穷》。这两本书都试图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强盛富裕，有的则贫穷落后。前者强调地理因素，后者则强调文化，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影响。罗姆尼的讲话基本上说，靠的这么近，以色列的人均GDP是两万一千美元，而巴勒斯坦只有一万美元，所以地理因素— 什么有没有铁矿石之类— 不是关键，文化决定了这一切。

罗姆尼因为满嘴跑火车丢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他的话一般不能当真。如果真较真的话，正如《波士顿环球报》指出，以色列的人均GDP其实是三万一千美元，巴勒斯坦是一千五百美元。而考虑到巴勒斯坦这么多年局势不稳，它经济发展得差肯定不能全怪文化。不过如果我们把“对国家富强来说，地理因素重要还是文化和制度因素重要？”这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考虑，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戴蒙德因为自己的书被共和党的人给否定而气愤不已，干脆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反驳。戴蒙德说我的书的确强调地理因素，但我从来没说过什么铁矿石的重要性，我说的是生物特性和交通条件。就算是那本强调文化差别的书，也没有忽略地理因素的影响，这两种解释并不是互相独立的。

在我看来，戴蒙德的反驳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如果你像中学生的政治考试题那样，对国家强盛靠什么的回答是列出一二三各种因素都有作用都重要，那你应该干脆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写在同一本书里，专门强调一头的答案怎么能得高分呢？其实这两本书之所以给出不同的答案，根本原因是它们看问题的尺度不同。《枪炮、病菌与钢铁》用的是特别大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描写一整个大陆在千年乃至万年的历史中的命运，比如非洲为什么比欧洲落后。而《国富国穷》的尺度则要小得多，谈论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作为。

尺度，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物理学研究非常讲究尺度。计算汽车和火车的运动只要把地球当成平面就可以了，布置国际航线则必须考虑地球的球形形状，而研究行星运动又可以把太阳都当成没有体积的质点。尺度思维的一个要点在于，当你考虑大尺度问题的时候，小尺度的现象常常可以忽略或者简化。统计力学不跟踪单个分子的个别运动；在等离子体物理学中，如果你研究的是离子尺度的现象，那么因为电子质量小得多，它们的运动就可以用某种流体代替。而更重要的是， 从小尺度现象出发往往解释不了大尺度问题。正如《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我们从《史记》这种人物故事类历史书里悟出来的道理，并不适合研究大国在百年以上时空的兴亡。

黄仁宇写《中国大历史》一上来先谈“15英寸等雨线”，这个思维与“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戏剧性开头完全不同，其讲出来的故事也绝对不会用到《明朝那些事儿》中的桥段。研究大尺度问题，必须关注一些长期不变的因素，也就是“硬条件”。一位皇帝的雄心和几名将领的智勇也许可以在小尺度内左右一个中原王朝的命运，但是改变不了华夷争斗这个大局面，因为后者是由华夏因为雨量充沛而物产丰饶这个硬条件所决定的。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条15英寸等雨线注定了中国农民在两千年内不得不跟塞外牧人斗争的宿命，而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一个大洲在上万年内的运数，竟是取决于这个大洲有多少种可供人类驯化的动植物。有些硬条件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种种限制，使人们不能恣意而为，而有些硬条件则又是我们的重大机遇。正因为有了这些限制和机遇，历史的演化才成了带着镣铐跳舞，反而不平淡了。

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大到百万年，把空间尺度放大到整个人类，这个故事和道理又将是怎样的呢？这就是戴蒙德二十年前写的《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此书和《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都出自这位UCLA地理学教授之手，而由于在逻辑上后两本的内容其实已经包括在第一本中，《第三种猩猩》可以说是代表了戴蒙德对人类社会的根本看法。罗姆尼可以胡乱评论以色列为什么比巴勒斯坦发达，而这本书则能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比动物发达。但这个看法可能跟任何一位传统历史学家的看法都不一样，因为戴蒙德并不是历史学家。他是一个科学家。

科学家考虑问题不需要人为的浪漫。想象有一群高度智能的外星人，能够在几百万年的历史中不定期的前来考察地球生命，那么在这些外星人眼中，人类在大部分时间内根本谈不上是地球的主人，而只不过是地球上诸多动物的一种罢了。可能有人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道德和感情，而事实是科学家在一系列实验中证明猩猩和猴子一样有感情，有同情心，甚至有正义感。我的初中政治课上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使用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但马克思那一代的科学家也许还没有仔细观察过动物 — 黑猩猩可以相当巧妙地使用工具。人有语言？绿猴会发出三种不同的警告呼声，还有各种有意义的咕噜声。它们至少有十个词！绿猴这些声音并不仅仅是非自主的自然流露，而是有精确意义的，而且还需要从小学习。人有农业生产？最早发明农业，以及牧业，的生物是蚂蚁。

在戴蒙德眼中，甚至连艺术也不是什么人类特有的行为。一只雄性黑猩猩的涂鸦，居然被心理学家判断为七八岁男童的作品。如果你认为动物园里猩猩的画作不是自然行为，那么请看花亭鸟 —  它们建造的花亭，是世界上最复杂，装饰最华丽的动物作品，只有人类作品足以媲美。关键在于，动物也有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只是为了美感的艺术。花亭鸟用作装饰的某些物品本身并没有用处，只是由于它们难得或者稀少，而被拿来用作炫耀的本钱。当然你可以说动物搞这些艺术都有吸引异性或炫耀基因的目的，可人类搞艺术的最初目的何尝不是如此？现代人带着毫无用处的华丽首饰又何尝不是为了炫耀？

至于人类的坏品质就更有动物根源了。动物有弱肉强食，甚至同一物种内部的自相残杀，人也一样。人类的种族屠杀行为和地盘意识都能在动物世界找到依据，而且人类至今没有脱离这个性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做吸烟、纹身、吸毒和豪饮这样明显对身体有害的事情？有一个绝妙的解释。如果一只特别强健的瞪羚看到一只狮子正在向它潜行，它最好的策略不是马上就跑，而是向狮子发出一个“我很强，你肯定没我跑得快”的讯号，这样双方都可以节省体力和时间。而这个讯号必须是高成本乃至有害的，才能让狮子相信。所以瞪羚的讯号就是一边慢跑一边弹跳 — 如果它没那个本事，做这个动作是找死，所以它必然有本事。戴蒙德提出，吸烟之类的事情，就像瞪羚的弹跳和雄孔雀实为累赘的大尾巴一样，是一种讯号：我的基因足够优良，乃至于玩得起损害身体。

种种不离于禽兽的特征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某些硬条件。正因为种族屠杀的存在，人和黑猩猩都不得不选择了群居行为，群居有利于防守。可能有些文艺青年认为为了孩子而维系婚姻很愚蠢，但人类的婚姻习惯恰恰是为了孩子而存在的。人的婴儿一出生不会觅食，父母的负担极重，而且父亲也必须参与抚养，否则婴儿不存活，他的基因就无法遗传。这个特点决定了历史上最正常的人类婚姻是接近一夫一妻的“轻微多偶制”：大多数男人只能供养一个家，而少数强人能娶好几个老婆。至于几十个老婆，则是有了农业以后才能出现，因为原始社会男人必须亲自参与抚养子女。而相比之下猩猩世界中由于父亲不必负责养育，雄性可以“射后不理”，或者仅仅提供一点安全保护，也就谈不上什么婚姻。人的婚姻并不独特，由于雄鸟和雌鸟必须有一个留下照料鸟巢，一个出去觅食，很多鸟类也实行以单偶制为主体的婚姻制度。

如此看来人在动物世界并没有多少独特之处。事实上人的基因与黑猩猩有98.4%相同（这是此书说法，而2012年最新的研究数字是98.7%），而黑猩猩与波诺波猿（也就是倭黑猩猩）则仅有0.7%的差异（最新数字是0.4%），所以人只不过是第三种猩猩而已。而纵观“直立人科动物”几百万年的奋斗史，其在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非常低调的生存，并没有什么万物之灵的迹象。黑猩猩偶尔也会使用石器，一直到250万年前东非原人才对黑猩猩取得明显领先，搞到栖息地遍地是石器。到50万年前智人的大脑虽然较大，但并没有带来什么生活变化，没有什么艺术，石器没变化，唯一的亮点是可能使用了人工火。狩猎技术一直到十万年前才开始出现，但非常低级，而且一直到四万年前没有任何创新。

然而大约在五、六万年前，人类中的某一支出现了一个变化。科学家相信这个变化是基因意义上的，但是并没有在化石骨骼上找到线索。这个变化使人类的发展开始跃进。生活在欧洲的克罗马侬人的工具和打猎武器越来越先进。他们开始进军全球，到五万年前就能乘船经印尼渡过100公里的海域踏上澳洲。到四万年前，克罗马侬人的体貌已经与现代人没有任何区别。大跃进的证据变得非常明显，他们可以制造针、凿、臼、鱼钩、网坠和绳索等复合工具，发明了远距攻击武器猎杀大型动物，甚至有了远程贸易和分工。这时候他们击败了比自己更强壮的尼安德塔人，而且很可能把后者给灭绝了。

包括戴蒙德在内的众多学者认为这个神奇的变化是语言。是某种舌头和喉咙的解剖学改变，使得人类可以发出复杂的声音了。这时候复杂信息的传递才成为可能，而交流导致创新。关于语言在人类进步史上的意义，我觉得凯文·凯利在《技术想要什么》这本书里说得更好：有了语言，人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意识的创造才成为可能。其实语言还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思维，射箭的时候瞄的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样的知识光靠比划很难弄明白它的通用意义。语言能力大概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后一次重要硬件升级：四万年前的人已经具备了现代人的一切素质，用戴蒙德的话说只要有条件，你完全可以教会他驾驶喷气式飞机。

我们发现人类发展史上的各种硬条件并非是你努力就能逐渐获得，像语言能力这样的重大机遇也许纯属偶然。此书列举了动物世界其它偶然进步的例子，比如啄木鸟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生命形态，想要进化出来也不算难，但却并没有在世界各地都出现。再比如植物纤维素无处不在，但是能消化纤维素的动物却不存在！食草动物消化纤维素其实靠的是肠道里的微生物。另外，昆虫会种植粮食，动物却不会。更有意思的例子是人类现在会使用无线电了，而在动物世界从未有过使用无线电的先驱物的任何先例。如果机遇如此偶然，那么智慧生命的出现就很肯能是一个罕见事件，也许就算有适合生命存在的星球，其中也未必能演化出人这样的智慧生命来。

戴蒙德并没有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所有硬条件进行总结性评估，但我们不难从这本书里悟出人类发展的两个制胜法宝。第一个法宝当然是创新。创新的一个关键是语言，另一个关键则是年龄。到大跃进前夕，尼安德塔人几乎没人能活过40岁，而克罗马侬人却突然演化到能活60岁以上。在发明文字之前，老人对知识传承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作者提到在采集-狩猎时代，即使只有一个年过70的老人，他的知识也能决定整个宗族的命运。但是这个年龄突变是从哪里来的呢？男人方面不太了解，但一个重要因素是女人的停经。一般动物过了生殖年龄就会死亡，因为它们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基因传下去生命就完成了。而女人却可以在中年停经，并且继续生活很久。要知道生育是一种极大的风险，停经显然是对女人的一种保护，使得她们可以一直活到老年，来完成传递知识的任务。

人的第二个法宝是合作。有意思的是这一点与性行为很有关系。在动物世界中人的性行为有两个独有的特点：隐性排卵和隐性交媾。为什么女人没有发情期，排卵没有征兆，以至于科学家直到1930年才搞清楚女人的排卵时刻，此前以为女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受孕？也许最好的解释是只有这样才能把丈夫长期留住。更进一步，如果排卵和交媾都是公开的，一旦有个女人正好处在发情期，男人们看到她（照抄此书用词）“肿胀鲜艳的阴部”，势必彼此争斗来夺取这稍纵即逝的交配机会。一个这样的社群没法进行有效率的合作，可见人的性生理是多么重要的硬条件。因为没有控制实验，这些理论算不上是严谨的科学，但是其道理是可取的。

创新与合作，这两个法宝合在一起，才是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它们给人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优势，从四万年前开始，动物在人的发展史中逐渐出局，剩下的剧情变成了人与人的竞赛。克罗马侬人的后代走遍全球，人群和人群之间已经不存在基因的差异了。但自从一万年前农业被发明以后，各地人的发展差异开始越来越明显。具体说来，若论技术和政治发展的速率，以欧亚大陆最快，美洲慢得多，而澳洲最慢。这又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不再是人种硬条件，而是各地区的硬条件不同。大约六千年前西亚人已经驯化了绵羊、山羊、猪、牛、马这五种家畜，那么为什么美洲的人就做不到？原因不是美洲人笨，而是美洲的对应物种根本就不可能被驯化！就好像在一个设计得不够均衡的电脑游戏里被分配到了贫瘠之地，美洲人缺乏文明发展的战略资源。如果本地没有这些物种，能从外地引进过来也行啊，但能不能引进，同样取决于地理因素。这部分内容属于《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范围，本文不必赘述。

考察人类发展史，我们没有发现“人定胜天”，我们发现的是人奈何不了大自然给的各种硬条件。1944年，29头驯鹿被带到了圣马太岛，它们以岛上的地衣为食，到1963年居然繁殖到了六千头。然而地衣是一种再生缓慢的资源，根本经不起这么吃，结果一年之后正好赶上严寒，这些驯鹿居然就几乎全部饿死了。人类又能如何？为什么古代西方文明的权力中心，要不断地地理位移？为什么现代超强国家不包括希腊和波斯？因为他们以前依赖的环境被自己破坏了。

眼中尽是这样的历史，戴蒙德必然是个充满忧患意识的人，以至于后来又专门写了一本《崩溃》来提醒人类环境这个硬条件。也许我们可以比他乐观一点。也许有了创新和合作这两大法宝，人类可以摆脱动物的宿命。2010年类似题材的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提出，过去西方比东方发展得快主要是靠地理因素，而未来将不会如此：因为技术进步已经使得地理差异变得不再重要。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一点硬条件。技术再加上全球合作，也许未来终究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

我上大学的时候，《天体物理导论》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一个道理。他说你们不要困扰于自己生活中那点小事，应该没事多往天上看，想想宇宙之大。考虑大尺度问题的确有利于忽略小尺度的事情，可能这就是戴蒙德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心灵鸡汤吧。那我们何不把尺度再放大一点？如果时间尺度是一亿年的级别，那么地球上发生过的最重大事件也许不是人类崛起，而是65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全体恐龙被突然灭绝。要不是这次撞击，我们哺乳动物也许根本没有出头之日。智慧生物的出现是由一系列极小概率事件所决定的，有无数重大劫数和重大机遇。恐龙活的好好的谁能想到突然祸从天降全体死亡？又有谁能想到当初像老鼠一般大小的哺乳动物居然有一天能进化成万物之灵长。这么想来我们现在讨论人类的种种兴亡，在更大的尺度上可能根本不值一提，又何必做这般计较？看来思考问题的尺度也不是越大越好。…

（果壳网）

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谈人脉，有句现代谚语说“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力”。拉关系，是很多人都做，但是又被某些有志青年所不屑的行为。可是不管你有多么不喜欢，在社会中做事情往往就是要依赖各种关系，求人未必可耻，孤独未必光荣。“关系”，是个正常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并不简单。也许在很多人眼中建立有价值人脉的关键是寻求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比如“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而社会学家们却恰恰不这么认为。

著名社会学家，现在是斯坦福大学教授Mark Granovetter，曾经在70年代专门研究了在波士顿近郊居住的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并把研究结果作为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1]。Granovetter找到282人，然后从中随机选取100人做面对面的访问。发现其中通过正式渠道申请，比如看广告投简历，拿到工作的不到一半。100人中有54人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工作。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 当宅男们绞尽脑汁纠结于简历这么写好还是那么写好的时候，一半以上的工作已经让那些有关系的人先拿走了。

但这里面真正有意思的不是靠关系，而是靠什么关系。

穷人和富人的人脉结构

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那么这条路到底更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朋友给的呢？Granovetter发现，真正有用的关系不是亲朋好友这种经常见面的“强联系”，而是“弱联系”。在这些靠关系找到工作的人中只有16.7%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这个“关系”，也就是每周至少见两次面。而55.6%的人用到的关系人仅仅偶然能见到，意为每周见不到两次，但每年至少能见一次。另有27.8%的帮忙者则一年也见不到一次。也就是说大多数你真正用到的关系，是那些并不经常见面的人。这些人未必是什么大人物，他们可能是已经不怎么联系的老同学或同事，甚至可能是你根本就不怎么认识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不在你当前的社交圈里。

Granovetter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解释。整天跟你混在一起的这帮人，很可能干的事跟你差不多，想法必然也很接近，如果你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工作机会，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只有“弱联系”才有可能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Granovetter把这个理论推广成一篇叫做《弱联系的强度》的论文[2]，此文有可能是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社会学论文，大概超过了两万次。这个研究的数据如此简陋，思想如此简单，然而其影响是深远的。现在“弱联系”这个概念已经进入励志领域，2010年有人出了本书，Superconnect: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Networks and the Strength of Weak Links[3]，其中大谈弱联系的用处。中文版说的更直接，叫《超级人脉》。

“弱联系”的真正意义是把不同社交圈子连接起来，从圈外给你提供有用的信息。根据弱联系理论，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机会的多少，与他的社交网络结构很有关系。如果你只跟亲朋好友交往，或者认识的人都是与自己背景类似的人，那么你大概就不如那些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认识的人机会多。人脉的关键不在于你融入了哪个圈子，而在于你能接触多少圈外的人。这样来说，岂不是从一个人的社交网络结构，就能判断这个人的经济地位如何了么？

2010年，三个美国研究人员，Eagle，Macy和Claxton，做了一件有点惊人的事情来验证这个思想[4]。他们把2005年八月整个英国的几乎所有电话通讯记录拿过来，涵盖90%的手机和超过99%的固定电话。这些电话记录构成了可见的社交网络。研究者很难知道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但是英国政府有全国每个小区的经济状况数据 — 你可以查到哪里是富人区哪里是穷人区。这样他们把电话通讯记录跟其所在的三万多个小区居民的经济排名对比。结果非常明显，越是富裕的小区，其交往的“多样性”越明显。但是这个结果如果细看的话还有更多有意思的东西。

社交网络多样性越强，经济排名就越高。

在统计上我们使用“相关系数”来表示两个东西之间的相关性，它的值在-1和1之间，越接近1，就表示这两个东西越容易一起变大和变小，负值则表示二者变化的方向相反。这个研究发现，小区的经济排名与其社交网络的“社会多样性”和“地区多样性”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73和0.58。这意味着越是富人越容易跟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的人联络，而且阶层多样性要比地区多样性更重要。正所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我们设想富人的联系人数也应该较高，因为他们认识的人比穷人多 — 这也是对的，但联系人数目和经济排名的相关系数只有0.44，并不太重要。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打电话时间长短，跟经济排名的相关系数是 -0.33，也就是说富人虽然爱跟各种人联系，但真正通话时间比穷人短。

这种数据分析的问题在于它只能告诉我们社交网络跟经济地位之间有这么个关系，但不能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导致谁。是因为你富，才有不同的人愿意跟你接触呢，还是因为你愿意跟不同类型的人接触，才导致你富？Granovetter的理论还有另一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每个人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弱联系，强联系只是少数。如果让所有认识的人每人给我们一条工作信息，最后有用的这条信息当然有更大的可能性来自弱联系！Granovetter在他1973年的论文里承认了这个问题，但他也提出了一个解释：生活中强联系和弱联系跟我们交流的次数相差极大。我们跟强联系之间交流的信息，要远远多于弱联系。这种交流到底多多少，他没有办法量化计算，但是来自弱联系的信息总量可能并不比强联系多。那么这样看来还是弱联系重要，因为它传递的有价值信息比例更大。后来类似的质疑不断有人提出，但Granovetter的理论还是经受了考验。

所以弱联系理论的本质不是“人脉”，而是信息的传递。亲朋好友很愿意跟我们交流，但是话说多了就没有新意了。最有效率的交流，也许是跟不太熟悉的对象进行的。这个猜想怎么证实呢？

谁给你的信息重要？

现在有了网络，研究人员可以更好地分析我们是通过什么联系得到新知识的。比如你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经常阅读和转发来自网友的各种推荐，那么是亲密好友的推荐更有用，还是弱联系的推荐更有用呢？Facebook的数据团队2012年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项设计得非常巧妙的研究[5]。研究者有个简单办法判断你跟各个网友之间的联系强弱。比如说如果你们之间经常互相评论对方发的状态，那么你们就是强联系的关系，否则就是弱联系。

这项研究统计人们在Facebook上分享的那些网页链接 — 如果你分享这个链接，你大概认为这个链接是有用的。这种分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你的朋友（不管是强联系还是弱联系）先发了这个链接，你看到以后转发。另一种是你自己独自发现这个链接。我们可以想象，前一种方式发生的可能性肯定要比后一种大，社交网络的作用就是让网友向我们提供信息啊。Facebook的这个研究通过随机试验的办法来跟踪特定的一组网页地址，结果发现别人分享这个地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再转发的可能性（p_feed），比如我们自己看到这个地址直接分享的可能性（p_no feed），大五倍以上。这两种可能性的比值（p_feed/p_no feed），也就是网友分享的放大效应。

我们的转发行为是相当亲疏有别的，我们更乐意转发“强联系”分享给我们的信息。统计发现如果强联系发给我们一条信息，我们转发它的概率大约是弱联系发过来信息的两倍左右。这个理所当然，强联系之间本来就有类似的兴趣。有人据此甚至担心，社交媒体是否加剧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局面？我们会不会因为总跟志趣相投的人呆在一起而把社交圈变成一个个孤岛呢？

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研究最巧妙的一点是这样的：它不但比较了我们愿意转发强联系还是弱联系，还比较了两种不同联系的放大效应。强联系的放大效应是6，而弱联系的放大效应是9。也就是说同样一个网址，你看到一个弱联系分享给你你再转发的几率，是你自己发现这个网址再分享的几率的9倍。再说白了，就是强联系告诉你的有用信息，你自己本来也有可能发现；而弱联系告诉你的有用信息，他要没告诉你你恐怕就发现不了。这个性质和当年Granovetter说的何其相似！

上面两张图是用两种不同方法（按评论数和按发的消息数）计算联系的强度时，p_feed和p_no feed的对比；下面两张图则是p_feed/p_no feed。

然后再考虑到人们接收到来自两种联系的信息总量，把它们用相应的分享几率加权平均之后，发现来自弱联系信息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强联系。也就是说，虽然人们重视强联系，人们的大部分知识还是来自弱联系。

现在“弱联系”理论已经被推广到了任何新消息或者新想法，不管你是仅仅想学点东西，找工作，还是创业，你都应该避免成熟圈子中的“强联系”，而应该走出去追求“弱联系”。

别跟熟人合伙

已经有统计表明，从弱联系那里获得想法，乃至于与弱联系合伙创业，有利于提高一个公司的创新能力。社会学家Martin Ruef问卷调查了766个在美国西部某个大学（其实是斯坦福大学，尽管论文里并没有明确说明）获得MBA学位，然后又曾经至少尝试过自己创业的“企业家”，他想从中发现弱联系和创新的关系[6]。Ruef统计了这些MBA们所创办公司的人员构成和信息来源，并且使用各种办法评估这些公司的创新能力，比如考察是否推出了新产品或者新的销售手段，是否打入国际市场，有多少专利等等。

是从哪来的想法直接刺激你创业的？Ruef发现，这个创业想法来自与家人和朋友这些强联系讨论的，只占38%。而来自与客户和供货商这类商业伙伴这些弱联系讨论的，则高达52%。另有人则是受媒体或专家启发。可见好想法来自弱联系这个定律从创业之初就管用。

看来经常出去参加饭局的确比在家呆着强。但是那些连饭局都不参加的创业者有可能更强。现在我们再考虑公司开起来以后的信息来源。如果你在创业过程中的信息网络主要由弱联系构成，你的创新能力是那些指望强联系的公司的1.36倍。而如果你干脆不靠熟人，直接从媒体和不认识的专家那里获得信息，你的创新能力则是强联系公司的1.5倍。而从社交网络来看，跟前面英国数据的结果一致，你的社交网络越多样化，你的创新能力就越强。那些拥有极度多样化社交网络的企业家，他们既有强联系也有弱联系，还接受从未打过交道的人的意见，其创新能力是那些只有单一社交网络的人的三倍。

虽是如此，大部分创业团队仍然由家人和朋友构成。强联系团队和弱联系团队的数目对比差不多是五比三。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搞家族企业，或者好友合伙创业，也只能理解，就算是斯坦福MBA又能怎样。而Ruef使用一个创新评估模型发现，弱联系团队的创新能力差不多是强联系团队的1.18倍。更进一步，如果这个团队成员在此之前从来不认识，那么这个团队的创新能力还可以更高一点。

但是人们很难拒绝强联系的诱惑。比如在我们心目中风险投资这个行业的人应该是比较理性的人，或者至少应该是比较冷酷无情的人，对吧？但是就算是这帮人也会犯追求强联系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使他们付出了相当显著的代价。

这是一项非常新的研究。2012年六月，哈佛大学商学院的Gompers, Mukharlyamov, 和Yuhai Xuan 发了一篇名为《友谊的代价》的论文[7]。这篇论文考察了3510个风险投资者，以及他们在1975到2003年间11895个投资项目。有些人选择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合作，比如大家都是名校毕业；但更多的人选择与自己的“熟人”合作，比如是曾经的同学、同事，或者仅仅因为二人是一个种族。这个研究发现，按能力搭档可以增加投资的成功率，而找熟人搭档，则会极其显著地减少投资成功的可能性。

这些人愿意跟什么样的人搭档呢？能力是一个参考因素：如果两个人都是从名校毕业，他们发生合作的可能性比一般人高8.5%。但更大的参考因素是关系：如果两个人是同一个大学的校友，他们合作的可能性会增加20.5%。而关系亲还不如种族亲！如果这两个人是同一个种族的，他们合作的可能性会增加22.8%。

那么不同类型的搭档关系，对投资成败有什么影响呢？两个风险投资者中如果有一个是名校毕业的，其投资的这个公司将来能上市的可能性会提高9%。如果他的搭档也是名校毕业，则提高11%。所以按能力选搭档，哪怕你把能力简单地用学历代表，都的确能增加成功概率。可是如果选一个以前跟你在同一个公司干过的同事搭档的话，会让风投成功的可能性降低18%。如果选校友，降低22%。如果选“族人”，降低25%。

看来风险投资的最佳合作伙伴，应该是一个从来没跟你进过同一个大学，从来没跟你在同一个公司工作过，而且跟你不是一个种族的高学历者。

所有人都喜欢强联系，哪怕是风险投资者和斯坦福MBA也是如此。我们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混，我们愿意给他们打电话，我们愿意转发他们的微博。但是熟归熟，工作归工作。当我们考虑找人创业，找人合作，哪怕是找人了解什么信息的时候，“弱联系”才是最佳选择。现在社会学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证据说明，对工作来说，同乡会和校友录不是扩展人脉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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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后来这个论文被扩展成一本书：Geting a Job.
【2】Mark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 (1973).
【3】作者 Richard Koch 和 Greg Lockwood。我尚未读过此书，本文并不是书评。
【4】论文发表在Science上。 顺便指出，此文的第一作者 Nathan Eagle，是个有点不一般的人。
【5】这个研究有个通俗的介绍，但这个介绍写得不是很清楚，最好直接看论文。
【6】论文；另见《连线》上一篇相关介绍。
【7】论文似乎尚未正是出版，我是在Freakonomics一篇博客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