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嘻之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6月2日)

霍金写《时间简史》和《大设计》二书，都有一个被所有人忽视了的第二作者，列纳德·蒙洛迪诺。这两本书能够畅销，我怀疑霍金本人的贡献也许仅仅是他的名气，因为公众其实并不真喜欢科学知识 – 哪怕是霍金的知识。而霍金也深知”每一个数学公式都能让这本书的销量减少一半”。如果真有读者能在这两本”霍金的书”中获得阅读上的乐趣，很可能要在相当的程度上归功于蒙洛迪诺。从他独立完成的Subliminal（《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这本书来看，蒙洛迪诺真的是个非常会写书的人。他完全了解读者想看什么。

看完《潜意识》，我也知道读者想看什么了。在书中蒙洛迪诺讲了个很有意思的笑话。说有一个白人天主教徒来到天堂门口想要进去，他跟守门人列举了自己的种种善行，但守门人说：”可以，不过你还必须能够正确拼写一个单词才能进。””哪个单词？””上帝。””GOD.””你进去吧。”

一个犹太人来到天堂门口，他同样被要求正确拼写一个单词才能进。守门人考他的单词仍然是”上帝”。这个单词非常简单，所以他同样拼写正确，于是也进去了。

故事最后一个黑人来到天堂门口，他面临同样的规则。但是守门人让他拼写的单词是，”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笑话的寓意是像我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接收信息都有一个门槛，低于这个门槛的我们根本不看。我的门槛就相当高，谁想向我说明一个什么科学事实，我一般都要求他出具学术论文。比如作为一个爱国者，我对中医的存废和转基因的好坏这两个问题非常感兴趣，特别关注相关的论文。然而就算是论文也有好有坏，要知道有的论文根本不严谨。所以一篇论文质量好坏，我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达到我的标准才算得上是严谨的好论文：

如果这篇论文是说中医有效的，我就要求它拼写”上帝”。如果这篇论文是说转基因无害的，我就要求它拼写”捷克斯洛伐克”。

你不用笑我，你也有同样的毛病。蒙洛迪诺说，人做判断的时候有两种机制：一种是”科学家机制”，先有证据再下结论；一种是”律师机制”，先有了结论再去找证据。世界上科学家很少，你猜绝大多数人使用什么机制思考？每个人都爱看能印证自己已有观念的东西。我们不但不爱看，而且还会直接忽略，那些不符合我们已有观念的证据。

有人拿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做了个实验。研究者根据某个容易引起对立观点的议题，比如是否应该禁枪，伪造了两篇学术报告，受试者随机地只能看到其中一篇。这两篇报告的研究方法乃至写法都完全一样，只有数据对调，这样其结果分别对一种观点有利。受试者们被要求评价其所看到的这篇报告是否在科学上足够严谨。结果，如果受试者看到的报告符合他原本就支持的观点，那么他就会对这个报告的研究方法评价很高；如果是他反对的观点，那么他就会给这个报告挑毛病。

去年方舟子大战韩寒，双方阵营都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寻找证据，写了各种”论文”，来证明韩寒的确有代笔或者的确没有代笔。有谁记得看到过有人说本阵营的论文不够严谨的么？都认为对方的论文才是胡扯。这远远不是最可怕的。如果我反对一个结论而你支持，那么当我看一篇支持这个结论的论文就会不自觉地用更高的标准去看，就会认为这个论文不行；而你，因为支持这个观点，则会认为这个论文很好 — 如此一来我不就认为你是弱智了么？于是两个对立阵营都会认为对方是弱智。一切都可以在潜意识发生。

认为别人弱智和被别人认为是弱智，其实也没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媒体也参与到观念的战争之中。

如果人已经被各种观念分成了阵营，那么媒体就不应该追求什么”客观中立”，因为没人爱看客观中立的东西！媒体应该怎么做呢？技术活动家Clay Johnson 在 The Information Diet （《信息食谱》）这本书里，给我们介绍了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台 Fox News （福克斯新闻）的成功秘密。尼克松时期，媒体人Roger Ailes有感于当时媒体只知道报道政府的负面消息，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拥护政府的新闻系统”。然而事实证明Fox News 的成功并不在于其拥护政府 —  它只拥护共和党政府 —  而在于Ailes有最先进的新闻理念：

第一，有线频道这么多，你不可能，也没必要取悦所有观众。你只要迎合一个特定观众群体就可以了。第二，要提供有强烈主观观点的新闻。

给观众想要的东西，比给观众事实更能赚钱。观众想要什么呢？娱乐和确认。观众需要你的新闻能用娱乐的方式确认他们已有的观念。福克斯新闻台选择的观众群体，是美国的保守派。每当美国发生枪击事件，不管有多少媒体呼吁禁枪，福克斯新闻一定强调拥枪权 – 他们会找一个有枪的采访对象，说如果我拿着枪在现场就可以制止惨案的发生。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福克斯新闻一定持强硬的支持态度，如果有谁敢提出质疑，他就会被说成不爱国。哪怕在其网站上转发一篇美联社消息，福克斯新闻都要做一番字词上的修改来取悦保守派，比如《选民对经济的担心给奥巴马带来新麻烦》这个标题被改成了《奥巴马跟白人妇女有大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知识分子一定不喜欢福克斯新闻。的确没有哪个大学教授宣称自己爱看这个台。就连我当初物理系毕业典礼，系里请来的演讲嘉宾都说物理学有什么用呢？至少能让你学会判断福克斯新闻说的都是什么玩应儿。可是如果你认为福克斯新闻这么做是为了宣传某种意识形态，你就错了。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赚钱。

比如修改新闻标题这件事，其实从技术角度说并不是网站编辑的选择，而是读者自己的选择。很多新闻网站，比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使用一个叫做 multivariate testing（也叫A/B testing）的技术：在一篇文章刚贴出来的时候，读者打开网站首页看到的是随机显示的这篇文章的两个不同标题之一，网站会在五分钟内判断哪个标题获得的点击率更高，然后就统一使用这个标题。事实证明在读者的选择下最后胜出的标题都是耸人听闻型的。

福克斯新闻的收视率在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新闻台。因为CNN在北京奥运传递火炬期间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很多人认为CNN是个有政治色彩的媒体，其实CNN得算是相当中立的 —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收视率现在节节败退。据2012年《经济学人》的报道，倾向自由派的MSNBC现在收视排名第二，CNN只得第三，而这两个台的收视率加起来也比不上福克斯。乔布斯1996年接受《连线》采访，对这个现象有一个非常好的评价：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看着电视就会想，这里面一定有阴谋。电视台想把我们变傻。可是等你长大一点，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电视台的业务就是人们想要什么它们就给什么。这个想法更令人沮丧。阴谋论还算乐观的！至少你还有个坏人可以打，我们还可以革命！而现实是电视台只不过给我们想要的东西。

美国人玩的这一套，中国也有人早就玩明白了。今天我们的媒体和网络上有各种观点鲜明的文章和报道，它们或者骂得特别犀利，或者捧得特别动人，观众看得畅快淋漓，十分过瘾。但是这些文章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没有？说过什么能够修正我们现有思想的新信息没有？它们只是在迎合和肯定人们已有的观念而已。因为它们的生产者知道他们不需要取悦所有人。他们只要能让自己的粉丝基本盘高兴就已经足够获利的了。他们是”肯定贩卖者”。政治辩论？其实是一种娱乐。

王小波写过一篇《花刺子模信使问题》，感慨中国人（主要是领导们）听不得坏消息，一旦学者敢提供坏消息就恨不得把他们像花刺子模的信使一样杀掉。我想引用乔布斯的话：王小波说的太乐观了。真正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有花刺子模君王的毛病，而且他们的做法不是杀掉坏消息，而是只听”好”消息 — 那些能印证我们观念的消息。

这个毛病叫做”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如果你已经开始相信一个什么东西了，那么你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种相信的信息，乃至不顾事实。这样一旦我们有了某种偏见，我们就无法改变主意了。《信息食谱》说，Emory 大学教授 Drew Westen 实验发现，对于那些已经支持强烈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学生来说，如果你给他们关于其支持的党的负面新闻，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会显示这些人大脑中负责逻辑推理的区域关闭了，而负责感情的区域却激活了！换句话说他会变得不讲理只讲情。因为他们感到受到了威胁。这个受威胁的感情会让你把相反的事实用来加强自己的错误信念。社会学家Brendan Nyhan甚至发现了一个”逆火效应”：你给一个保守派人士看关于布什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文章之后，他居然反而更相信减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

在确认偏误的作用下，任何新证据都有可能被忽略，甚至被对立的双方都用来加强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枪击事件之后禁枪派和拥枪派都变得更加强硬。另一本书，Future Babble（《未来乱语》）讲了个更有意思的实验。实验者给每个受试学生发一套性格测试题让他们做，然后说根据每个人的答案给其各自分析出来了一份”性格概况”，让学生评价这个概况描写的准不准。结果学生们纷纷表示这个说的就是自己。而事实是所有人拿到的”性格概况”都是完全一样的！人自动就愿意看到说的跟自己一样的地方，并忽略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有人以为只有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才会陷入确认偏误，文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客观判断。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群，思想越容易两极分化。

一个有意思的议题是全球变暖。过去十几年来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报道和专家评论，这些报道可以大致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如果不采取激烈手段限制生产，未来气候就会不堪设想；一派则认为气候变化是个复杂问题，现有的模型并不可靠，二氧化碳没那么可怕。如果你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你根本就不会被这些争论所影响。而《信息食谱》告诉我们，对全球变暖的观点分歧最大的人群，恰恰是那些对这方面有很多了解的人。调查显示越是文化程度高的共和党人，越不相信全球变暖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越是文化程度高的民主党人，则越相信这一点。

如果谁想看看这个争论严重到什么程度，可以去看《经济学人》最近一篇报道（2013年3月30日）的读者评论。这篇文章说尽管过去几年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不顾气候学家警告而继续增加，可是地球平均温度却并没有升高，远低于科学模型的预测。文章下面的评论水平跟新浪网足球新闻的评论不可同日而语，敢在这说话的可能没有高中生。评论者们摆事实讲道理，列举各种论文链接和数据，然而其观点仍然鲜明地分成了两派。就连这篇文章本身写得够不够合理，都有巨大的争议。

观念的两极分化并不仅限于政治，人们可以因为很多事情进入不同阵营，而且一旦选了边就会为自己阵营而战。你的手机是苹果的还是安卓的？这两个阵营的人不但互相鄙视，而且有时候能上升到认为对方是邪恶势力的程度。人们对品牌的忠诚似乎跟政治意识形态没什么区别。我们看苹果新产品发布会，再看看美国大选前两党的集会，会发现二者极为相似，全都伴随着狂热的粉丝关注和激动的专家评论。

也许因为手机已经买了或者政治态度已经表过了，人们为了付出的沉没成本而不得不死命拥护自己的派别，也许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也许是为了寻找一种归属感。但不管是什么，这种阵营划分肯定不是各人科学推理的结果。根据诺贝尔奖得主 Robert Aumann 1976年的论文 “Agreeing to Disagree“，说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二人达成一致。那么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真理追求者呢？认知科学家 Hugo Mercier å’Œ Dan Sperber 2011年的一篇论文，”Why do humans reason?“，甚至认为人的逻辑推理能力本来就不是用来追求真理的，而是用来说服别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都是律师思维，我们的大脑本来就是个争论设备。这也许是因为进化总是奖励那些能说服别人的人，而不是那些能发现真理的人吧。

互联网很可能加剧了人们观念阵营的划分。在网上你连换台都不用，推荐引擎自动根据你的喜好提供信息。我相信气候学家对全球变暖的预测大大言过其实，我认为决不可以废除死刑，我使用苹果手机，我还要求豆浆必须是甜的豆腐脑必须是咸的 — 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从来不跟人开玩笑。如果微博上有人发出违背我理念的言论我怎么办？我果断取消对他的关注。我们完全有权这么做，难道有人上微博是为了找气生么？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接收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甚至只跟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流，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人们的观念将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有鉴于此，Johnson 号召我们改变对信息的消费方式。他提出的核心建议是”Consume deliberately. Take in information over affirmation.”— 要主动刻意地消费，吸收有可能修正我们观念的新信息，而不是吸收对我们现有观念的肯定。这其实是非常高的要求。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避免那些预设立场的说服式文章，尽可能地接触第一手资料，为此甚至要有直接阅读数据的能力。可是有多少人能亲自研读各项经济指标再判断房价是否过高呢？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在房价是高是低只与一个因素有关：他是不是已经买了房。

我建议把上面那两句英文刻 iPad 上。不过我发现最新的一系列针对社交网络的研究显示，也许回音室效应并不存在。有人对Facebook的朋友关系研究发现人们并没有只跟与自己政见相同的人交朋友。我们在网上辩得不可开交，生活中仍然可以跟对方辩友”隔着一张桌子吃饭”。哪怕在网上，统计表明人们的关注集群也不是按照政治立场划分，而更多的是按照视野大小划分的。更进一步，我们也许过高估计了对方阵营的极端程度。有人通过调查统计美国两党的支持者，发现如果一个人对某个政治方向有强烈的偏好，那么他对对方阵营的政治偏好，往往会有更高的估计。可能绝大多数人根本没那么极端，可能互联网本身就是个极端的人抒发极端思想的地方。对Twitter的一个研究表明其上的言论跟传统的民意测验相比，在很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问题）上更加偏向自由派。一般人并没有像Twitter上的这帮人那样拥护奥巴马，或者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互联网不是一个调查民意的好地方。

但不论如何，确认偏误是个普遍存在的人类特性，而且有人正在利用这个特性牟利。错误观点一旦占了大多数，正确的做法就可能不会被执行。既然改变那些已有成见的人的观念如此困难，也许双方阵营真正值得做的只有争取中间派。今年的 Nature Climate Change 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说，虽然不可能改变那些已经对全球变暖学说有强烈看法的人的观点，但是可以用亲身经历来影响那些对气候变化并没有什么成见的人，而这些人占美国成年人口的75%。一个策略是可以告诉一个中间派，你爱去凿冰捕鱼的那个地方，现在每年的冰冻期比十九世纪少了好几个星期，来吸引其注意力。

这个真不错。当然在我这个坚定的全球变暖学说质疑派看来，那些看见自己家门口的池塘不结冰了就认为全球变暖的人纯属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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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科技创业》)

我有时候看《非诚勿扰》，感觉好像每个男嘉宾都想创业。他们很可能过高估计了自己成功的可能性。据有人统计，中国大学生初次创业的成功率只有2.4%。我没有办法查到这个统计中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是公司能盈利就叫成功，还是公司能上市才叫成功？不管怎么说这个数字都太低了，要知道买福利彩票中奖的概率都能超过6%。不过就算在美国开公司，失败的可能性也大于成功。统计显示，美国的一个创业公司，五年之后没有倒闭，还在继续生存的概率，是48.8%；而十年之后还在继续生存的概率，则是29%。有意思的是这个生存概率曲线几乎不随时间改变 — 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公司是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还是90年代成立的，不管你成立的时候正好是经济繁荣还是经济衰退，你的未来的生存概率都是注定的。

至于那些“时势造英雄”的新兴产业中的公司，因为一窝蜂上马，失败率可能更高。按照Tim Haford的Adapt（《适应》）这本书的说法，汽车工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美国大约有两千家汽车企业，其中存活下来的只有1%。

所以如果你要创业，尽管我内心充满良好祝愿，我的最理性预测却是你将会失败。

而创业者最重要的一个素质，恰恰是明知道很可能失败却还要干。这帮人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善于计算概率，而是因为他们过度自信。

马克思曾经引用过托·约·登宁1860年在《工联和罢工》一文中的一段话，他说

资本有了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便活跃起来，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说的是非常高素质的资本家。一般人但凡有点稳定收入，是不会为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而铤而走险的。这也是为什么一般人谈创业只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

心理学家对人性有一个基本认识，叫做“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这个原理说当面对“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局面时，我们对损失的厌恶超过对获得的喜悦。它甚至可以被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况：我们对失败的恐惧超过对成功的渴望。在《思考，快与慢》这本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介绍了一个经典实验：

我们简单地通过抛硬币来决定输赢。如果正面朝上，你就输给我100块钱；如果反面朝上，你就赢我150块钱。你愿意赌一把么？

我们可以想想这个赌局。输赢的概率分别是50%，这样你如果赌，预期收益将是 -100×50%+150×50%=25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连赌一万把，你大概平均可以赢25万元，非常不错的买卖。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只赌一把– 一旦输了你就会输掉100元钱，当然赢的话可以赢得更多，然而你毕竟面临输钱风险。如果按照资本家的思维方式，这个赌局等同于你拿100元投资，其平均利润率是25%。有多少资本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为了这个利润“活跃起来”呢？

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曾经找不同的人群做过无数次这个实验，或者这个实验的变体，结论都是一样的：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实际上，要想说服大多数人同意赌，你必须把赌赢的回报提高到200元。也就是说在人们心目中，损失100元，就好像赢得200元一样重要。这还说的是一两百元的小钱。考虑到心理学家一般没有多少科研经费，他们大概没做过赌注是100万元的大规模实验，但我们可以想见人们会要求一个更高的回报率。人们很乐意花一两元钱买明知道中奖概率很低预期收入为负数的彩票，但是赌注一旦增大，哪怕预期收入是正的，也只有亡命徒或者资本家才愿意玩。

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多人乐意把手里的钱通过房产或者股票的方式投资，哪怕冒一点风险也无所谓。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这个局面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因为亚裔的本性似乎是非常不喜欢风险的。比如据大前研一《低智商社会》介绍，今天的日本人就非常不乐意冒险。可能因为是受到198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的打击，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只知道存钱而不敢投资。哪怕日本银行实行零利率，人们还是存钱。可能在某些人看来银行实行零利率是对老百姓智商的侮辱，但日本人明明知道外国银行的利率更高，也不愿意把钱转出去存。

我曾经看过几集江苏卫视的《非常了得》。这个节目中有几个群众演员分别声称自己有个什么事迹，而节目参与者的任务则是判断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如果判断对了，参与者可以获得一个旅游的奖励。最低档次的旅游是去香港，第二档是普吉岛，更高档的包括去欧洲和迪拜这种比较贵的地方。在我看的这几集中，所有连过两关的参赛者全都选择了放弃下一关，直接去普吉岛了事，而理由则是“我已经去过香港了”– 在这些参赛者看来，过了一关还要过需要理由，而过了两关不过了则不需要理由！我看美国类似的过关节目，参与者一般都是勇往直前，如果最后不是输赢涉及到几十万美元，他们很少放弃，从来没见过才过两关就主动打住的。所以我认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裔，跟西方人相比是更不爱冒险的，也许是土地文化与海盗文化的区别吧。

人生面临一个风险悖论。如果你一辈子谨慎小心，干什么事情都谋定而后动，你的生活再差也差不到哪去；而如果你勇于承担风险大胆尝试，你可能特别失败，但也可能特别成功。那么平均而言，我们到底应该更冒险一点好，还是更谨慎一点好呢？

根据2011年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论文，答案是冒险更好。生活中有自信和不自信的人，还有一种过度自信的人 — 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尝试去干一些比他们水平高的人都不敢干的事情 — 而这种人却往往能够侥幸成功。而且平均而言，他们比能正确评估自己能力的人更成功。

在这篇论文中两个搞政治学的研究者，英国的Dominic D. P. Johnson和美国的James H. Fowler，搞了一个数学模型。他们设想了一个每个人凭自己的能力争夺资源的世界。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能力值”，以及一个自己对自己能力的“评估值”，那么那些过度自信的人的自我评估值显然大于他们的实际能力值。在这个世界里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面对一份资源的时候，都可以选择是否“争夺”这个资源。

• 如果你选择争，而恰好没人跟你争，那么这个资源就是你的了，你在进化中的“适应值”就会增加 r.
• 如果你选择争，而有另一个人也选择争，那么你们二人就要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会损失适应值 c，但那个能力值高的人将会取胜并因为获得资源而增加适应值 r. 也就是说在冲突中取胜的人获得的适应值是 r-c，而失败的人白白损失适应值 c.
• 每个人根据对自己能力的评估值和对周围其他人能力的判断（这个判断也可以与其他人的实际能力不同）来决定是否参与争夺。

整个游戏被设计成进化模式，那些获得更高适应值的人将会有更大的存活和繁育机会。研究者进行了几十万次模拟，看看在进化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最后胜出。结果发现只要获胜的奖励足够地比冲突代价大，也就是在 r/c>3/2 的情况下（正是马克思说的50%的利润！），那么在进化中活到最后的全是过度自信者。

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过度自信者的竞争策略就是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再说。如果恰好没人跟你争，你不就白白赢了一回么？就算有人争，也许他们还不如你。当那些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还在苦逼地计算得失概率的时候，过度自信者已经捷足先登了。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美女最后落在了各方面条件非常一般的男生手里。它也许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输给野蛮的少数民族。

如此算来，这个世界属于爱冒险的人，它的运行规律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些过度自信的人失败的次数也会比一般人更多，如果要死的话会死得非常快 — 但是只要他们没死，只要他们还在继续尝试，那么他们最终成功的可能性要比一般人大得多。

苹果教主乔布斯小时候第一次开公司要卖电路板，他的合伙人沃兹尼克表示反对，因为他合理地判断根本没有那么多人会买，公司不可能赚钱。但是教主说“好，就算赔钱也要办公司。在我们一生中，这是难得的创立公司的机会。”换句话说教主的创业决定根本不是精心计算出来的，而是为了创业而创业，为了冒险而冒险。这种玩法居然没死，这似乎不能说明乔布斯的目光远大，而只能说明他的运气。而运气，本来就是成功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