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嘻之

（发表于《商界评论》，2015年第4期）

如果成功者都是坏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好人？

这句话不是反问，而是真诚的疑问。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好人会有好报，但这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不仅如此，现在心理学家们搞了一系列最新的研究表明，得了“好报”的人，大多不是“好人”。

我们有时候会在决策中面临两个方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和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方向。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应该怎么选呢？

高效能人士的一个习惯

我最近看网上流传一篇文章《一到思考题》[1]，其中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困境：假设你发现自己的上司贪污腐败，你应该怎么做。

作者曹莉莉说，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员工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贪污这个动作，你大概唯一能做的就是明哲保身详装不知，因为你就算想举报都没证据。

而如果你是秘书或者助理这种核心人员，首先你千万别跟着一起贪，否则将来东窗事发你就是第一个背黑锅的人；其次你也别立即举报，否则别的领导就不敢再用你。你应该“想方设法私下劝阻领导，让他悬崖勒马。如果他一意孤行，再辞职。”

这个答案既对得起自己的工作本分，又保全了自己的道德，非常完美。

可是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 — 曹莉莉说的是如果你想继续当个普通人，你应该这么这么办。可是如果你不满足于当个普通人，想要当领导呢？

我们看看现在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贪污腐败的上司。第一，他们既然能混到高位，就不可能永远接触不到核心证据。第二，他们当初的上司不可能愚蠢到本来想贪污听他们劝几句就悬崖勒马的程度。第三，他们既然今天还在干，显然当初就没有辞职！

所以最合理的推断是，这些人认为水至清则无鱼，选择明明手里有证据也不举报，甚至可能跟着一起贪。

同流合污当然有风险，但有风险才有机会。置身事外当然安全，可是这也意味着别人不带你玩。我们不得不在各种风险和利益计算中患得患失，一点都不潇洒。有多少正义之士一看社会是这么个局面，索性懒得再算，退出江湖不玩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租古龙小说看。有一次在一本《圆月弯刀》中看到一句话，不知激起了哪位少年心中的热血，被重重地画了下划线：“他一定要从正途中出人头地”。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从正途中出人头地呢？

像这样的问题读古龙没用……得读一本更畅销的书 — 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书中的一个最关键思想，也是“高效能人士”的第二个习惯，是以原则为重心去做事。

柯维说你得有一种使命感，给自己的人生找个愿景和方向。这种愿景不是什么成功了之后去找个岛退休之类，而是个人的最终期许和价值观这种比较高级的东西，比如改变世界 — 或者说，将来盖棺论定时你希望获得什么评价。你应该根据这个使命感给自己设定一套宪法般的原则，时刻谨记在心，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这个愿景。

以金钱为重心、以享乐为重心、以名利为重心，或者以工作为重心、以家庭为重心，这些都不如以“原则”为重心。

柯维举了个例子。比如你约好了晚上跟老婆去看演出，老板突然打电话让你回公司加班。以工作为重心的人会选择加班，以家庭为重心的人会选择继续陪老婆。而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则会通盘考虑，不受任何冲动的影响，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是从使命感 — 或者说义务 — 出发的主动决定。一个以工作为重心的人决定回去加班可能是为了自己升职或者为了把同事中的竞争对手比下去，而一个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如果决定回去加班，则是真心为公司着想。

一个以原则为重心的人遇到上司贪污这样的事应该怎么办？他的出发点肯定跟我们之前那些算计完全不同：他也许会为公司甚至为国家着想，而不会纯粹研究怎么办才对自己有利。

如此说来，高效能人士做事跟一般蝇营狗苟的小人物完全不同，光明正大，充满道德责任感，真是令人仰慕。

唯一的问题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1989年出版的书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却缺少学术研究的支持。今天的人写任何一本类似的书如果不带点科研证据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那么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有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说按照高效能人士的这个习惯，从正途去做事，就能出人头地呢？

没有。

谁更自私？

“儒商”冯仑曾经去香港跟李嘉诚吃了一顿饭，被对方平易近人的态度所倾倒，回来特意写了一篇文章[2]。冯仑说李嘉诚居然在电梯口等着迎接众人，吃饭、照相都用抽签排序，这样“尊重在场的每一个人”，连中间演讲的题目都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充分体现了他“钱以外的软实力”。

这故事并不令人震惊。人们普遍相信真正的精英都是这样和蔼可亲甚至仙风道骨，他们的成功根本不是靠投机钻营，而是靠正大光明的软实力。人们甚至认为精英的思维方式都跟普通人有本质区别，比如我们经常看到诸如“穷人宽容自己，富人宽容别人[3]”这样的正能量故事。

可是光听故事不行，还得看研究。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4]中，心理学家 Paul K. Piff 和合作者一共做了七项研究。这些研究都表明，富人和所谓上流社会的道德水准不但不比普通人高，而且比普通人低。

在头两项研究中，研究者在旧金山湾区的一条过马路人行道边和一个十字路口观察了过往的数百辆车。在这两个没有红绿灯只有交通标志的地方，加州法律规定车必须让行人，十字路口上后到的车必须让先到的车。那么哪些车会老老实实停下来礼让，哪些车会能抢就抢呢？研究者把车按豪华程度分为五等，结果是最低等的车在两项研究中都是最遵守规则的，而最高等的车在两项研究中都是最不守规则的。排除驾车者的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结论仍然非常明显：开好车的人表现得更差。

第三项研究招募了一百多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做受试者，先调查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给他们讲述了八种日常生活中的不道德表现，然后问他们，你有没有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情。这八件事并非专门针对富人设计，在我看来穷人更容易遇到：比如在餐馆打工偷吃东西、把学校的打印纸拿回家、买咖啡被多找了钱不还等等。结果，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更容易做这些不道德的事。

剩下的几项研究发现，越是“上层社会”的受试者，越认为贪婪和自私是好的，认为在工作面试时说谎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们真的在实验中为了赢得奖品而作弊。不但如此，哪怕仅仅被研究者进行心理影响而“觉得自己属于上层社会”，受试者都变得更容易偷东西。

怎么理解这些研究？一个解读是富人之所以道德水准低，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普通人资源有限，必须彼此依赖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特别看重自己的形象不敢做不道德的事。而富人有充分的资源可以保持独立性，他们不需要别人关心也没有必要关心别人。比如有研究发现[5]在与陌生人的交往实验中，越是富人，表现出来对对方的关注和互动就越少。

这等于说富有会导致不道德。2015年一项最新研究[6]有类似的发现，实验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群如果作弊，主要是为了自己，而普通人如果作弊，很多是为了别人。更进一步，仅仅在实验中赋予受试者某种权力，他们也会立即变成自私的人，开始为自己而作弊。

另一个可能性则是正因为他们不道德，他们才成为了富人。前面说过Piff 等人的研究发现富人对贪婪的态度跟普通人有本质区别，他们做事更多地是以自私自利为驱动的。Piff在论文中甚至认为这种越不道德的人越容易获得更多财富的机制是自我延续的，并且可能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

不管怎么解读，研究者们公认一个事实：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群比普通人更自私。

潘石屹给哈佛捐款，张磊给耶鲁捐款，在国人中都引起过激烈批评，说你们有钱为什么不捐给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不捐给希望工程？

因为只有穷人才会捐款给希望工程。《大西洋月刊》报道[7]，2011年美国收入最低的这20%的人群总共捐出了自己财产的3.2%；而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则只捐了1.3%。在2012年前50笔最大的捐款中，没有一项是为了社会服务和贫困问题的。富人的捐款都去哪了？最大的赢家是精英大学和博物馆。

富人更自私。往更深一层解读，那就是普通人捐款是因为他们产生了同情心，而富人捐款则有很强的自利目的。普通人更容易从同理心角度出发采取行动，而上层社会则更习惯赤裸裸的利益计算。

公平世界假设

我看遍这些研究，没有找到一篇论文说执行了“以原则为重心”这种高效能习惯对人们升职、加薪或者取得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有好处。我也没有发现任何研究能证明“做个有道德的人”对取得这些成功有好处。

一个整天坑蒙拐骗一点都不靠谱的人当然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一个只知道无私奉献的人也未必能混好。最终更容易成功的也许是那些表面上很能与人合作，实则非常自私，甚至偶尔欺骗的人。

这非常违反常识。难道说好人没好报吗？我赞成做好人，但是好人需要正确的世界观。

作为好人，就算不信什么宗教意义上的因果报应，我们也通常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好事有很大可能性会得到回报，别人做了坏事也有很大可能性会受到惩罚 — 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世界是公平的。但这恰恰是个错误的世界观。事实上，心理学家甚至对这个错误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公平世界假设”（just-world hypothesis，也叫 just-world fallacy）。

世界其实并不公平，公平只是小说电影给我们的幻觉，因为我们喜欢公平。

在 Jeffrey Pfeffer çš„ Power: Why Some People Have It—and Others Don’t 一书中，作者提出，相信公平世界假设对你有三个害处：

1. 你不能从别人的成功中学到东西。有人靠不择手段成功了，你很不喜欢，所以你就不愿意跟他学，你就学不到更多经验。其实这个人值不值得学习，跟你喜不喜欢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你以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你会低估世界上发生的坏事。你会发现你想做成一点事非常难，感觉别人整天跟你作对。
3. 更有甚者，你会认为取得成就的人必有长处，失败的人必有可恨之处。而这完全错误！人们错误地看成功者身上什么都是优点，看失败者身上什么都是缺点。

那么到底怎么才能在这个世界成功？Pfeffer 这本书可不像《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他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Pfeffer在书中第一章就列举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一个人能不能获得权力，能不能得到升职，他的工作业绩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业绩好坏，对CEO，公共事务领导人，学校校长，政府官员等能不能保住职位影响非常小，对普通员工能不能升职影响非常小。

第二，决定你升职的最重要因素，是你跟上级的关系。想搞好跟上级的关系，Pfeffer讲了三招：在上级面前吹捧自己，充分领会上级意图，以及对上级阿谀奉承。

而且他说的是在美国做的研究，根本没提中国，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人民都是如此。

做好人感觉很好，但是做好人是普通人思维。其实从经济学角度，你应该做一个“理性的人”— 这意味着你应该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做事，而不是“好人”。

那么好人当何以自处呢？如果我非得做个好人，难道我就应该被世界淘汰？

那不至于！因为也没有证据表明做好人有什么坏处。

康德式任性

现在在有了正确世界观的情况下，我们来分析一下做好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什么好处。

以原则为重心是柯维说的第二个习惯，而高效能人士的第一个习惯，叫做“积极主动”。这个习惯，其实是道德的关键。

如果因为领导宣布“谁今晚加班就给谁发奖金”，你为了拿这个奖金而选择加班，你就不是积极主动，而是消极被动 — 外界怎么刺激，你就怎么反应。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行动，显得没有自由意志，跟奴隶或者细菌没区别。

如果你做得更高级一点，在根本没有奖金政策的情况下“主动”加班，以期获得老板的好感，你是不是就算积极主动了呢？也不算。因为你加班的终极目的仍然是为了自身利益，你仍然是在对物质刺激做出反应。

真正的积极主动，是你的行为完全取决于自身，而不被外界刺激所左右。你的自由意志独立于外界限制，在刺激和回应之间，你有选择何回应的自由和能力。

柯维没有明说，但他说的这一套积极主动，其实就是康德哲学的道德观。

康德说如果因为什么利益上的好处，或者是为了避免受到惩罚，甚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同情心而去做一件事，这都不是真正的道德，你都不是真正自由的。只有当你纯粹是出于责任和义务去做这件事，你才是真正自由的，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康德哲学博大精深我们很难完全领会，但单就这一点已经足够说服我们为什么要做个好人了。

我可以再重复一遍：我调研了很多研究，而没有发现任何论文说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对取得世俗成功有好处。事实上我看到不止一篇文章直接说道德对世俗成功没啥好处[8]。

为什么要做个有道德的人？因为我不做任何人、任何东西、或者任何感情的奴隶，我想做一个主人。

除了对世界投其所好曲意逢迎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成功方式。这就是你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量，冒了别人不敢冒的风险，承担别人不敢承担的责任和代价，去做一件事。你敢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你精心计算过成功概率，而是出于自己所信奉的某种原则和责任感，认为这件事应该做。

换句话说，你做这件事纯粹是出于任性。而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任性 — 也就是自由意志 — 而去做一件事，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

所以“任性”其实是个好词。小孩的任性不是真任性，因为他不是自由的，他只是自己欲望的奴隶。像康德和柯维说的这样高效能任性，才是真任性。

这么做没啥好处。而根据康德学说，没好处就对了，真有好处就不叫任性了。

不过在我看来这么做其实有一个好处：自己会感到非常骄傲。如果你看见一个年轻人卑躬屈膝地跟他的上级说话，你心中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你感觉你不仅比这个年轻人优越，而且比他的上级优越。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那个问题：如果领导贪污腐败，你应该怎么办？现实世界中遇到类似情况只能根据具体局面的细节做出具体选择，我们无法就一个抽象问题给出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给一个答题的角度：奴隶还是主人。

康德是个非常死板的人，他认为不能把任何人当工具，所以不能欺骗任何人，所以他面临这样局面的话可能没有更多选择。不过我道德修养没那么高，我认为有些人只配被当做工具。所以我建议不管你是选择做奴隶还是做主人，都可能根据情况决定暂时同流合污，或者忍不了直接反戈一击，遭遇的结果都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但这两种角度的内心骄傲程度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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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www.ledu365.com/a/shehui/37211.html
[2] 冯仑：李嘉诚如何请人吃饭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crz/20140603/082819312234.shtml
[3] http://www.heliangshui.com/gushi/952.html
[4] 这个研究的论文是Paul K. Piff et al., 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2 Mar 13; 109(11): 4086–4091. 一个报道见 http://news.sciencemag.org/2012/02/shame-rich
[5] Rich People Just Care Less By Daniel Goleman, October 5, 2013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3/10/05/rich-people-just-care-less/
[6] 报道在 http://arstechnica.com/science/2015/02/the-powerful-cheat-for-themselves-the-powerless-cheat-for-others/ 论文在 http://psycnet.apa.org/?&fa=main.doiLanding&doi=10.1037/pspi0000008
[7]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3/04/why-the-rich-dont-give/309254/
[8] 比如这篇经济学论文：Mark D. White, Can homo economicus follow Kant’s categorical imperativ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3 (2004) 89–106.…

（已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15年3月30日）

中国的应试教育就如同不断恶化的空气质量：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但是大家都习惯了，仿佛这已经不是一个毛病，而是一个特色。想上名校，就得有为了考试而学习的觉悟。

可是河北衡水中学还是有本事把应试教育的问题玩得更大了。据报道[1]，衡水中学是这么准备高考的：洗脑式的激情教育、高压式的管理和控制、反人性的成功学。学生们打饭跑操都带个小本子记单词，禁止任何娱乐活动，连课外书都不能看，“一名高一女生因为感冒嗓子疼，在自习课上喝了一口水，班主任便通知其远在邢台市的母亲来校，女生则含泪站在保安室写作业……”

如果高考是一场不得不打，而人人又都不想打的战争，在这个各方一再呼吁裁军停火的时刻，衡水中学正在加剧军备竞赛。

衡水中学这么做对吗？过分的应试教育会不会损害中国人原本就不强大的创造力？那些更有创造力的学生会不会被衡水中学的野蛮打法抢了机会？

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一个问题：高中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直观的答案当然是高中是用来传授高中知识的地方 — 但这个答案是错的。

蓝翔技校才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普通高中所学的大部分知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无用处，绝大多数人高考之后一辈子也不会再用到椭圆参数方程和甲烷的分子式。高中知识甚至无用到对本专业都没用的程度，一个职业作家面对高考语文试卷几乎不可能取得高分，他甚至可能连作文分都高不了。

我们当然也会在高中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但高考试题早就远远超出了“有用”的范畴。想要学会解答高考试题，必须经过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这些训练并非以“对真实世界有用”为目的，而是以考试为目的。所以高中知识不是全民健身，而是竞技体育 — 就如同举重运动员的训练不是为了学习怎么往楼上扛冰箱一样。

高中的最根本目的并不是传授知识和培养人，而是把人分类。从高中毕业出来，一部分学生将进入著名大学，他们日后会有很大的机会获得一份高薪而体面的工作。一部分学生只能进入普通大学，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上不了大学。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社会挑选，但高中这一次可能是最重要的。高中，是个把人分类的机器。

命题者设计那些刁钻古怪的高考题，并不是因为这些题目有实际意义，而是因为它们够难！当然解题也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意志品质，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只有足够难的题目才能更好地把人和人区分开来。

也许有人立即会说这是一个邪恶的制度！为什么非得把人分类？人的技能难道不是连续变化的吗？艺术和社交这些高考不考的项目不是也很重要吗？有很多没上过名校的人不是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吗？是。但是你得先了解一下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

为什么会有人失业

最理想的市场中不会有人失业。如果劳动力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你只要愿意拿比别人低的工资，就可以得到任何工作的机会。但是在现实中，只有非常低端的工作才是这样。

比如说农民工。最近我看网上一篇业内人士写的关于建筑业农民工的文章[2]，说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跟农民工素质低也有关系：毫无纪律性，想挣钱了就来干几天，对工作不满意或者赶上农忙了说走就走，包工头不得不再重新找一帮工人，工程进度和质量根本无法保证。其实这个“素质问题”绝非中国农民工所特有，一百年以前，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面临同样的局面。

当时福特推出的新车型彻底改变了汽车的制造方式，工厂不再依赖拥有高技能的熟练工人，任何人来了都可以迅速上手，这使得亨利·福特根本不担心招不到人。跟现在中国工地的包工头一样，他的烦恼在于工人的士气太差。活儿太累，工作时间太长，工资也不高。工人们常常干不了几个月，甚至干不了几天就不来了，等实在没钱花了再回来，流动性非常大，而且来了也不好好干。

于是在1914年，福特推出了一个新政策。他把福特公司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天5美元 — 这相当于市场平均工资的两倍多，而且把工作时间从9小时减到8小时。

这份工资足够工人稳定地养家糊口了。工人们不但第一次对工厂有了一份感激之情，而且开始珍视自己的工作。他们主动努力工作，生怕被解雇，队伍实现了空前稳定。所以中国包工头应该学学福特公司，不过这不是本文重点。

关键在于，这份远高于市场供求水平的工资使得人们挤破头地想要成为福特的工人，甚至为此引发了一场骚乱。这可能是史上第一次，有人想干个体力活都干不成！[3]

福特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标准来选拔工人，比如其要求你家里必须干净体面。这些标准跟工人能不能干好活关系并不大，它们的作用在于淘汰人！一个有幸进入福特公司的人和一个没被选中的人之间很可能根本没区别，唯一问题仅仅在于名额有限。

福特公司这一招，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意义。哪怕是“谁来了都能干”的工作，企业也不希望“让谁都来干”，而希望员工都有一定的忠诚度和凝聚力，并愿意为此支付一个更高的工资。至于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就更是如此。中国过去曾经允许任何略懂医术的人作为“赤脚医生”行医，而现在没有正规医学院学位根本不允许你给人看病。用一个高准入标准和高工资来保证医生工作的稳定性和士气，才是正确做法。

这就需要用一些门槛把一部分人挡在外面。这些门槛应该给人公正的感觉，好像得到位置的人真的是靠能力得到的一样。实际上往往有能力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多，门槛的作用就是明明他有能力，我们还是因为名额有限而找个借口淘汰他。这就是为什么据说有的作家评个职称也要考英语。

学历就是最好的门槛。

竞争游戏

我们来玩一个叫做“婚姻超市”的经济学思想实验[4]。假设房间里有20个男生和20个女生。他们要做一个两两配对的游戏，只要配对成功 — 不管有没有真爱 — 就可以领取100元奖金走人。我们可以想象奖金大概会被平分，男女各得50元。

现在假设参加游戏的男生少了一个，20个女生必须争夺19个男生。女生们为了拿着奖金离开，会怎么做呢？她们应该贿赂男生。只要你愿意跟我配对，我宁可多分给你一点奖金。

这游戏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只要有一个女生给男生加价，其他女生就不得不跟着加价。如果所有女生都不想被最后剩下一分奖金都拿不到，她们就会竞相加价。在极端情况下，女生们最后同意自己拿1分钱就行 — 这样每个男生都可以得到99.99元！可惜就是这样，最终还是有一个女生什么都得不到。

这些女生完全可以坚持拿50元不动摇，可是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被剩下，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付出更大的代价。

考大学就是这样的游戏。名校是一种稀缺资源。只要想进入名校的学生比招生名额多，高考竞争就一定激烈。如果所有高中生都不用功备考，大学也要招这么多人；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自己考不上而用功，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投入大量无谓的精力，大学还是只招这么多人。

高考竞争本来已经很激烈了，现在衡水中学的学生用了一个更激烈的方法来玩这个游戏。他们把游戏难度推到了极致，他们是第一个给男生出价99.99元的女生。

所以人们当然要问，你们这么玩会不会把游戏玩坏了？你搞考试军备竞赛，会不会绑架全国高中生只为考试而学习，乃至于影响中国的创新大业？

不会。

国家是因为教育而富强的吗？

韩国的高考竞争，比中国更激烈。首尔、高丽和延世大学是韩国三所最好的大学，其录取不看别的，只看考试分数，体育文艺家庭背景都没用。韩国所有大公司高管都来自这三个大学，CEO之间常常是校友关系。上与不上这三个大学，未来工资水平有天壤之别。

韩国高中生的学习时间并不比衡水少。他们要在学校呆一整天，晚上还要去上私立的补习班。这些补习班是专门传授考试技术的地方，比白天的公立学校重要得多，据说一个最著名的补习老师一年能赚400万美元。衡水中学对学生实行量化管理，而韩国的学校对老师也实行量化管理，用一系列指标评价老师提升学生成绩的能力，最好的老师像明星一样被抢来抢去。

为了高考，韩国人甚至正在慎重考虑是否应该实行男女分校。韩国人研究发现学生的高考成绩主要取决于其上自习时间的长短，为此他们认为男女同校是个不利因素[5]，因为数据显示男女同校的学生自习时间比单纯的男子高中或女子高中学生少一小时。相比之下衡水中学虽然禁止学生谈恋爱，毕竟还是男女同校。

自习时间越来越长对孩子成长也可能不利，韩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搞了个停火协议 — 晚上11点之后禁止补习班上课，并且让群众有奖举报哪个补习班到点了没有放学。居然有人靠举报补习班一年挣了25万美元[6]。

可是韩国不管是科学还是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似乎都没被高考的军备竞赛所影响，它是亚洲科技创新最强的国家之一，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中国。不但如此，这么强大的考试文化之下，韩国居然培养出了比中国更多的优秀足球运动员，他们甚至在电影电视剧和音乐方面也比中国强。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常识上认为教育强才能国强，所以“再穷不能穷教育”，但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实际上如果你查看历史记录，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其实是在这个国家的经济腾飞以后才起来的。台湾省1960年的识字率比菲律宾低，人均收入只有菲律宾的一半，如果教育决定经济增长，那么那时候的菲律宾应该别台湾更有增长潜力。然而事实却是现在台湾省人均收入是菲律宾的十倍。类似地，韩国在同一时期的识字率比阿根廷低很多，人均收入只有其五分之一，而现在韩国人均收入是阿根廷三倍[7]。

事实上中国大力加大教育投入也是近年经济高速增长了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过去经济增长之前很穷的时候，教育更穷 — 但是“穷教育”并没有耽误经济增长。

所以也许不是教育水平决定经济增长。也许是经济增长了以后，社会上有了更多高薪职位，人们为了能得到这些职位才对教育产生更大需求[8]。没有一个好的教育系统培养众多高素质人才，当然搞不了创新；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创新的工作机会，那么它也不需要创新人才。人才和工作机会其实是共同增长的，而历史数据似乎显示，工作机会必须先走一步来带动教育发展。

人才并不神秘。在市场作用下如果一个高科技公司需要某一方面的人才，它就一定能找到这方面的人才。韩国完成了产业升级，它给年轻人提供了大量高水平工作，年轻人自然就会为得到这些工作而努力。他们可以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学到很多跟工作相关的东西，甚至可能大学也教不出什么有用知识，他们更多地是在工作实践中学习 — 前提是他们首先得能进入一个好大学。至于学生在高中这几年是否花了太多时间准备考试，可能对国家经济真没什么大影响。

穷人和富人：谁更应该上名校？

我并不是说教育不重要，教育对个人非常重要。众所周知有名校学历可以大幅提高一个人毕业后，甚至是一生的收入水平。但这里仍然有个因果关系问题。一个能考上名校的学生必定是非常聪明的，那么他未来的这个高收入，到底是因为他聪明而获得的呢，还是因为他上过名校而获得的？

也许一个聪明学生因为种种偶然原因 — 也许临场没发挥好，也许他更喜欢家乡的大学 — 能去名校而没有去，他未来还能获得同样水平的收入吗？

两个美国经济学家，Stacy Dale 和 Alan Krueger，考察了将近两万个高效毕业生在毕业十年到二十年的收入情况[9]。首先很明显名校毕业生收入更高：一个1976年进入常青藤名校的学生在1995年时的平均年收入是9万2千美元，而对比之下如果他当初上的是个普通大学，收入将只有7万美元。

但这个研究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它考察了那些有本事上名校但是最终去了普通大学的人。在一项统计中，519个学生同时被名校和普通大学录取，结果他们后来的收入是一样的 — 不管他们当初选择了名校还是普通大学！更进一步，只要这个学生有很好的SAT（相当于美国高考，但可以考多次）成绩，哪怕他因为什么原因被名校拒绝了，他最终的收入还是跟去了名校的学生一样好。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研究，对聪明学生来说，上不上名校并不重要。你走这条路能成功，走别的路也能成功。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足够复杂，而市场足够有效，以至于一次没被选中也无所谓。所以如果你有足够能力，没去成复旦去了中南大学并不耽误你将来的收入。

但我们有理由怀疑学生的家庭因素在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这个有点出乎意料的结论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不好使。这个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不上名校对他影响巨大，可以说第一步走错以后想出头就很难了。所以如果你来自低收入家庭，不管中南大学校长多会吹，能去复旦就千万别去中南。

那么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到底差在哪了呢？可能是社交能力，可能是找工作时来自家庭的直接帮助，也可能是综合素质，比如说想象力。有条件的家庭根本不会让孩子一门心思考试，他们会想办法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这样的孩子将来显然会有更多机会。

但想象力是个很奢侈的追求。2014年一项最新研究[10]发现，以基尼系数为标准，收入分配越平均的国家，其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越强调“想象力”，教育手法越宽松；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家长越强调“努力拼搏”，教育风格也更独裁。而中国是后者之最极端例子。

如果你的竞争压力不大，甚至上哪个大学找个什么工作将来收入都差不多，你一定有闲情逸致搞想象力。如果面临考不上名校未来收入就必然不行的局面，你最好还是先考上再想象。

在这个基尼系数高达0.47的时代，衡水中学学生们想象力非常有限。而对富裕家庭来说，既然上不上名校与收入无关，就完全不必担心来自衡水中学的竞争。他们甚至可以直接把孩子送到国外读大学，完全不耽误想象力。

美国大学录取学生并不只看SAT成绩。各种文体才艺、在高中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当过志愿者做好事，都是重要考虑因素。这些标准对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利。你要才艺，我可以聘请最好的花样滑冰老师；你要名人推荐信，我认识你们校董；你要领导力和社会公益，我甚至可以出钱把孩子就送到边远国家当志愿者刷经验值。

衡水中学的大多数同学恐怕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羡慕那些出国上大学的孩子吗？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并不埋怨这个社会。报道说在学校洗脑式的教育中他们的精神面貌非常积极向上。他们高喊着“拼直到赢，拼直到成”之类的励志口号，充满正能量。他们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拼搏，就有资格 — 而且也有可能 — 对中国的好东西分一杯羹。

而大人们应该做的就是向他们保证：你想的是对的！— 这难道不就是中国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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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青年报2014年10月专题，《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作者李斌。http://zqb.cyol.com/html/2014-10/23/nw.D110000zgqnb_20141023_1-03.htm
[2] 这篇文章叫《关于农民工讨薪那点事儿》，作者@裸枪，http://www.weibo.com/p/1001603800923997626634
[3] 蒂姆·哈佛德在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Strikes Back 一书中提到此事时开玩笑说，“亨利·福特发明了失业”。
[4] 这个实验来自蒂姆·哈佛德 The Logic of Life 一书。
[5] 环球时报：韩国媒体称男女同校就读影响学生高考成绩，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3-28/4683441.shtml
[6] 此事来自 Amanda Ripley, The Smartest Kids in the World 一书。
[7] 这些数据来自 Nicholas Taleb， Antifragile 一书第14章。
[8] 经济学家 Alison Wolf 在其 Does Education Matter?: Myths About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9] 这项研究的介绍见于 http://www.nytimes.com/2000/04/27/business/economic-scene-children-smart-enough-get-into-elite-schools-may-not-need-bother.html 和 http://economix.blogs.nytimes.com/2011/02/21/revisiting-the-value-of-elite-colleges/
[10] Matthias Doepke, Fabrizio Zilibotti, Tiger moms and helicopter parents: 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style, 11 October 2014, VOX CEPR’s Policy Portal. http://www.voxeu.org/article/economics-pare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