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嘻之

若干年后总结写我们这个时期的文学史，一定会提到“架空历史小说”这个类别。此类小说写一个现代人通过偶然的时间旅行穿越到古代，运用个人能力改变历史。在历史知识全面普及所有悬念都已被剧透的今天，穿越小说可以在不戏说历史人物的情况下实现任何可能的故事，更不用说满足读者对真实历史的扼腕长叹和各种“what if”的意淫。

我是一个窃明众。《窃明》这本书让读者能够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体验明末的中国社会，作者灰熊猫不但表达了反满贬袁的思想，而且颠覆了很多人心目中东林党甚至阉党的形象。从架空小说角度，主人公黄石是一个很特别的穿越者。与那些带着机关枪穿越，动不动就拿后人写的诗歌糊弄古人的穿越者不同，黄石很少直接使用自己的现代知识。他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指挥的水平也仅仅是中人之资，比不上他在古代遇到的豪杰。

然而每一本穿越小说的主角都必然要有“王霸之气”来建功立业，黄石的成功，凭借的是开放的思想，对历史大势的预见，和先进的条例制度。读《窃明》，很多人都会同意黄石的长生军，先进就先进在条例和制度上。

思想，大势，制度，这些东西似乎比受控核聚变要容易得多。当今的思想家们可能早就研究过各种可能的人类制度。我有时候想，如果一个未来人穿越到现代，他会让我们干什么呢？如果他像黄石一样也仅凭思想，大势和制度就能取胜，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果我们很好的判断天下大势，很好的了解什么是最先进的制度，我们原则上不需要穿越者就可以把今天的社会变得更好。是么？

《窃明》开的金手指非常之小。黄石主导的技术进步从未超出明末同时代欧洲的水平。水力锻机，板甲，十八磅红夷大炮和望远镜这些东西在真实的明末也被传教士带到了中国。黄石本人从未直接提供任何一项技术的配方，他的做法是派人去找欧洲传教士，然后鼓励手下人自主研发。既然如此，黄石的金手指我们能学么？看看世界上有什么最有前途的技术，我们拿来大力投入就行了么？

黄石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风险投资家。在手下不知道钢能不能炼出来的时候，黄石坚决要把钢炼出来。在连荷兰人范乐由都认为造一个水里锻机投入太大不如直接用人力制造武器的时候，黄石坚决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水车之中。对任何一个非穿越的风险投资者来说，这种不管不顾的投入是非常不科学的赌博。你怎么知道一定能做出来？你怎么知道一定能在我们这一代做出来？

黄石的真正优势就是他知道。他不是相信，他不是冒险，他是知道。当每一个人都认为其中有巨大风险的时候，他坚决地，大手笔地投入，而且每次都能赌对。这就难怪在续集《虎狼》的序章之中会有如下的对话了：

“鲍叔叔说，我父亲还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是啊。”

“嗯，”黄乃明若有所思地道： “而我父亲二十年前就坚持做这个东西，这次还对我说如果不看蒸汽机就是白来一趟。”
“侯爷的远见，数十年来一直让鲍某钦佩不已，不胜仰慕。”
…..
“三十年来我就学会一件事，跟着侯爷做是不会吃亏的。”

远见，大概就是“王霸之气”的原理吧。

对历史发展的预见是黄石的最大法宝。如果能穿越到过去，一般俗人也就是买点潜力股票，而干大事的人则善于把预见转化为斗争的胜利，变成王霸之气来赢得别人的支持从而改变历史。

我怀疑古往今来所谓的雄才大略之人，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善于赌，敢于赌，而且运气很好大多数情况下赌赢了。金一南最近有篇文章说，

抗战后期曾驻延安任美军观察团负责人的谢伟思，对毛泽东为什么在共产党人中具有那么高的威望不得其解。他后来回忆说：“我曾问过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毛主席为什么能战胜他的许多敌人，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他高瞻远瞩。”

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黄石的远见是多么相似。

我们再来看看黄石的另一个法宝，也就是一整套近代军队才有的条例和制度。明朝的军队本来是封建军队，军内拉帮结派，打仗靠士兵的个人能力而没有整体配合，作战缺乏纪律，哪怕只有5%的人战死就会全军涣散。而近代军队则靠纪律和全队配合作战，机器般的士兵哪怕有一多半伤亡仍然可以坚持作战。而各种行军条例，则是把最好的办法标准化的结果。

但是这一套并不新鲜，实际上早在秦朝就是这么做的。两千多年前秦军的训练比长生军更严。秦法不但把军队标准化，就连农民怎么种田，比如说使用什么样的种子之类，都是严格标准化的 — 目的就是要让所有人自动按照最好的办法行动。

也许条例和制度不需要赌，但要想真正推广它们，你必须先赌赢几把获得王霸之气再说。实际上《窃明》中黄石正是如此，他对封建军队的改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自己军功越来越高，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威望来推动改革。

首先你要赌。赌赢了你就有了王霸之气。然后你才能做想做的事 — 比如说赌一个更大的。

假设开始有一千个人赌，也许最后只有一个人能连赌十次全赢。历史将只记住这个赌赢了的。比如曹操刺董卓之前，天下有几人知道他的名字？刺董就是曹操的赌运。

我注意到凡是后来成了英雄的人，都是当初好赌的人。《窃明》中批评袁崇焕“好为惊人之语”，其求和建奴试图不战屈人之兵是拿国家利益去赌个人功业，指出“自古大奸大恶之徒，必是大智大勇之辈”。

可是如果说袁崇焕擅杀军官是故意搞惊人之举，难道黄石一听说建奴来使叫“鳌拜”就要杀，这就不是“擅杀”么？如果我们抛开 “为国还是为己”这种诛心之论，那么无非是黄石“知道”历史是诈赌，而袁崇焕不知道历史是真赌而已。

如果不是事后诸葛亮，人们往往看不起那些抓住各种机会赌一把的年轻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很早就赌输离场，只有极少数能够“幸进”。但只要参与者足够多，最终一定会有一人，他每次都赌赢了，以至于人们不再计较他早年的投机行为，并把他的赌博称之为“远见”。

并不是所有赌博都仅仅凭运气，研究天下大势显然有助于一个人对赌局做出更好的判断。但每一个赌博都一定需要一点运气。

假设现在有人从未来穿越过来告诉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搞电动汽车，或者不惜一切代价搞受控核聚变，我们一定会认为他是赌。没错，我知道这两个东西是大势所趋，可是你怎么知道现在就是大力投入的最好时机呢？

站在今天看历史，仿佛天下大势就摆在那里，那些“逆之者亡”的古人实在太愚蠢了。可是如果我们放眼未来，有谁知道哪个是天下大势？

只有一赌。

—

另外，可以参考《分形历史学：谁“敢于”成功？》这篇。…

我有时候特别羡慕“实验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他们常常能以非常直观的逻辑，在大学里找一帮学生受试者做一些特别方便的“实验”，写成一篇简明易懂的论文，证明的不过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然后还能经常发表在 Science 之类的顶级刊物上，并且被媒体和博客大肆报道。相比之下，物理学家们就算投入几百万美元做实验，加上外行根本看不懂的理论推导，结论完全不显然的情况下，也未必能确保一篇 PRL 和十五分钟的名望。

比如2007年 Scinece 上有一篇被报道了无穷多次的论文，“Are Women Really More Talkative Than Men?”研究的问题是人们都说女人话比男人多，多么？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是在八年的时间跨度内选取了6个大学，每个实验进行4到10天不等，总共考察了男女共396名大学生，让他们只要是清醒的时候就佩戴一个录音机记录所说的话。这样直接统计的结果是女生平均每天说16215个词，男生每天说15669个词，相差7%，因此女生似乎并不明显比男生唠叨。我对这个研究的评论是如果一个物理学家这样搞科研的话早没工作了。就算给他们八年时间，他们都不知道重点考察中年以上妇女。

但是人们就是喜欢心理学。本文并不是为了抒发怨念，其实我也喜欢心理学 — 我从来不在博客上谈论自己写的论文，却经常谈论心理学实验。本文要说的是这些心理学实验的一个重大弊端。

最近中文媒体上流传非常广泛的一个心理学实验是德国人做的，说护身符的确能给人带来好运，因为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这个研究的方法是

在德国科学家进行的一场实验中，数十人被叫来进行一场高尔夫比赛，其中一半人被告知使用的是在多场比赛中给选手带来好运的幸运球，而另一半人则被告知使用的只是普通球。比赛结束后，科学家发现使用“幸运球”的选手的击球入洞率要比使用普通球的选手高出近40%。

首先这是心理实验庸俗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因为关于积极心理暗示效应的实验早就汗牛充栋，比如在 Predictably Irrational （《怪诞行为学》）这本书里就介绍了好几个。其中一个说传统上人们都认为亚洲学生数学好，而女生的数学不好，那么亚洲女生呢？在试验中找一帮亚洲女生分成两组做数学测验。测验前心理暗示其中一组在强调她们是亚洲人；另一组则强调她们是女生。结果果然，第一组的成绩好于第二组。

另一个更有意思的实验则在考试之前向学生卖 SoBe 饮料（这是一种比较贵的饮料，我喝过，味道倒在其次，瓶子做得挺好），只说这个饮料可能会有效果，但不一定是对脑力有好处（其实没好处）。结果那些拒绝买和花全价买了 SoBe 的学生在测验中成绩相同，都是15道题平均答对9道，而那些被允许以一个折扣价买了这饮料喝的学生则只答对了6.5道。

据此，我们是否应该佩戴护身符，应该在参加数学考试之前提醒自己是个亚洲人，并且千万别喝减价饮料呢？很可能不是这样。

这些实验的弊端在于只做一次，而且还是在实验室里。如果让那些受试者每天都来参加这种考试，每天都是用幸运球比赛，积极心理暗示还有用么？

Tim Harford 在 The Logic of Life 这本书中介绍了一个在我看来重要得多的实验。在实验室里，受试者们分别扮演雇主和雇员，实验发现如果雇主给雇员一个比标准工资高一些的工资的话，雇员也会自觉的干比标准要求多一点的活儿。实验结论显然是，意外的涨工资会带来员工更努力工作的善意回报。但这一次经济学家并没有满足于此！

他们决定把实验在生活中再做一次。他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来一批工人，然后随机地给其中一些工人比广告上说的更高的工资。一开始似乎验证了实验室的结论，那些获得意外高工资的人的确干的更加卖力 — 然而这种卖力只持续了不到半天。半天之后，所有工人都只干他们“该干”的活了。

这个实验使我想起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之争。这两种可乐的味道非常接近，但如果你仔细品的话，会发现百事更甜一点，而可口可乐略带一点酸味。可口可乐公司曾经做过实验，在不公布品牌的情况下把这两种可乐倒在小杯里，找一帮受试者品尝。结果是大多数人选择百事可乐更好喝。

在实验结果的刺激下可口可乐决定改良配方，使得味道更像百事可乐，结果是惨遭失败！消费者抗议新配方。怀旧因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实验室里喝一口喝拿回家去喝一瓶，感觉是两码事。其实如果只喝一口的话，可能很多人认为汽水比茶好喝。

目前大多数的心理学实验，是“喝一口的心理学”，而不是“喝一瓶的心理学”。佩戴护身符的第一天也许会充满正面的情绪，第二天可能就不好使了，时间长了反而成为累赘，一天不戴可能还会恐慌。所谓“积极心理暗示”，其关键也许就在于让受试者感到新鲜想不到。

那么如果一个人每天都能想象到一个不同的“积极心理暗示”，总能变着法地鼓励自己，他是否会在长期尺度上比别人做的更好呢？我猜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为了把这些个人看法变成无可争议的结论，我们需要的还是，设计得非常合理的心理学实验。从这个角度说实验心理学毕竟还真有可能是一门科学。…

今天的中国肯定不是在所有方面都令人愉快，比如一提到社会道德水准，很多人就会很不愉快。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国家主席在人代会上像小学校长一样谈“八荣八耻”的程度，已经到了在春晚中肆无忌惮地加入软广告拿观众当动物的时代。中国似乎正处于“道德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有些人认为是华尔街的“坏人”把事情搞坏了，是“人”的问题。按照这个思路，中国的“道德危机”，似乎更是“人”的问题，是中国人的素质不行了。另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缺乏监管的结果，是“制度”问题。根据这个思路，那么中国现在如此缺乏道德，也是中国的“制度”出了问题。

是“素质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可能都不是。本文先谈目前中国可能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诚信。

最近一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相当缺乏诚信。到处都是假货，忽悠和托儿，大家似乎谁也不信谁。诚信的缺乏不但提高了交易的成本，而且更令很多人痛心疾首于道德的败坏。但本文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此的缺乏诚信，并不是因为这个社会道德败坏人心不古，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目前并不急需诚信。不但不急需，而且实际上，当前这个时代，是中国最不需要诚信的时代。

什么是诚信？诚信的本质是低风险。比如说任何交易的双方都不可能对对方有绝对充分的了解，如果社会上总体比较诚信，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做特别充分的了解，简单地相信对方就可以了。比如我们在淘宝网上买东西，很难判断货物的质量，就只能指望卖家有诚信。而卖家的诚信是可以积累的。那些资深卖家因为诚信得分积累的很高，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一个更高一点的价格。而新入场的卖家则只能采取一个更低的价格来吸引那些勇于为了这个低价而冒险的顾客。不在网上，也是如此。名牌，大商店，之所以卖的贵，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信誉带来附加值；而山寨和地摊则只能低价引诱顾客冒险。

当初三鹿奶粉事件之后，我看到有报道说一对农民工夫妇在超市里左找又找，面对依然繁荣的货架，上面有很多种不同的婴儿奶粉，却找不到自己能买得起的一种。而三鹿实际上正是一种低价奶粉。这对夫妇显然不是不知道高级品牌更安全，但是他们必须冒险。

美国一般的超市里，通常只有两种品牌的婴儿奶粉卖。它们不管是成分还是价格都差不多，就好象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一样。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孩子，吃的无非也就是这两种奶粉。他们根本就没有冒险的选择。

造成这个不同局面可能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美国市场长期竞争的结果只有这两家做大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低价没有信誉的奶粉很难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大家都买得起有“诚信附加值”的奶粉。也就是说，根本原因是美国社会是个橄榄球结构，穷到买不起这两种奶粉和富到必须吃超豪华奶粉的人都很少。

山寨，地摊，假货在中国之所以能横行，根本原因不是这些卖家的道德败坏，而是有人买，是有人只买得起这些。商品的高中低档反映的是人群收入的高中低档。只要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如此，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假货。所以“假货的诚信问题”，本质上是由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布函数”决定的。

还有另一种诚信过程，可以称为“投资的诚信” — 被人忽悠，花很多钱买了自己根本不用的东西，是因为“托儿”告诉他这个东西能升值。比如说买古董和房子。在这种情况下诚信问题仍然风险问题，而我们将会看到，“投资的诚信问题”，不仅仅与中国社会当前的贫富分布（比如定义为 f(t0)）有关，而且更跟这个分布随时间的变化率有关，也就是 df/dt。

一个社会的诚信状况的好坏，由这个社会上的人对风险的接受程度决定。如果社会上的人都很乐于冒险，那么他们就更愿意花低价买新手的商品，愿意花高价买看似无用的东西期待升值，愿意把钱借给不熟的人当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骗子们就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社会的诚信度必然就低。反过来说如果社会上的人都很害怕风险，不是知根知底的人不跟他办事，不是知名品牌钻石级卖家就不买，那么这个社会的诚信度必然就高。

既然“诚信指数”等于“社会平均风险承受度”，那么当今中国社会上的人对风险承受能力如何呢？

我认为，只要不是生命危险，对于生活中的小交易来说，这是一个人们普遍乐于冒险的时代。

现在中国大众最喜欢的一个词不是“稳定”，而是“机遇”。我敢说目前实际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对“机遇”如此的津津乐道，尤其是“商机”。人们到处寻找机会。机会就是风险。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都不说我打算怎么踏实上班，而喜欢说“你给我一个机会，我给你一个奇迹”。

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人是都是倾向于规避风险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比较诚信。诚信其实是一种主流。但在一个极特殊的情况下，除了前面说的穷人不得不冒险之外，某个国家的很多人可能会主动追求风险。

这个极特殊的情况就是该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是不均匀的增长。有的人会抓住一个机会先富起来，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很容易越来越富，而大多数人没这么幸运。虽然总体上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有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和幅度是差别巨大的。可以说只有少数人的财富是以几何级数的形式高速增长的，而大多数人则是缓慢地，线性地增长。

那么这些大多数人看到这些极少数人的暴富，是一种什么心情呢？可能有各种复杂的情绪，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情绪是，后悔。那个中学同学明明没什么本事，当初也不知怎么的傻乎乎地在别人还不知道股票为何物的时候买了一点股票，结果发了。那个同事五年前低价买了两套房子，结果现在！

怎么我就没有这么做呢？！下面我们说明，这种对失去的机会的后悔心理，这种 “if only…” 心理， 必然让人更容易冒险。

How We Decide 这本书介绍了一个流行的电视节目，“Deal or No Deal”。这个节目的游戏规则很简单：被电视台选中的幸运者会面对 26个盒子，其中每个盒子里面有从1分到100万美元不同数目的钱。这些钱的数字都是公开的，唯一不知道的是哪比钱放在哪个盒子里。首先，游戏的参与者选则一个盒子拿住。节目进行中每次打开一个任选的盒子，这样游戏者随时可以知道剩下的盒子里的钱数分布。也就是说，他虽然不知道自己手里这个盒子里面有多少钱，但可以根据剩下的盒子数和钱数的分布，大概估计一下这个盒子“平均”可能有多少钱。

每一步，会有一个 banker 给参与者一个 deal，买他手里这个盒子，游戏者自己决定是否同意接受这个 deal。比如说现在还剩下三个盒子，钱数分别是1元，1万和50万美元，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拿的是哪个，但他的理性选择是接受任何高于17万美元的 deal. 在最幸运的情况下，最大的盒子一直到最后阶段才被打开，这样一来 banker 给的 deal 会越来越高，游戏者完全可以自始至终从容选择，想赌一把等大的也可以，一旦发现超过平均值的 deal 就接受也不郁闷。

最可怕，也是对经济学家来说最有意思的局面，是100万英镑这个盒子在中途就被打开了。可以想象，在这个盒子被打开之前， banker 可能曾经开过非常可观的 deal，而游戏者没有接受。如果以后 banker 开的 deal 都会比那个少，对游戏者来说，这是“曾经有一个 deal 摆在我的面前…”的心情。

在一次节目中，游戏还剩下几个盒子的时候，其中只有一个盒子中有巨款，是50万欧元。这时候 banker 给了一个10万欧元的 deal，相当于平均值的75%。游戏者完全理性地拒绝了这个 deal. 不幸的是下一个被打开的盒子就是这个50万欧元的。Banker 给的下一个 deal 是2500欧元，考虑到剩下的钱数，这是一个公平的价格。但游戏者拒绝接受，实际上，从此以后他拒绝接受任何 deal，孤注一掷的选择冒险！游戏的最后只剩下两个盒子，分别是 10 欧元和1万欧元。也许是出于同情，banker 给了他一个6500欧元的 deal，但他再次拒绝！结果他只得到10欧元。

也就是说错过一次发财机会，会令人非理性地追求高风险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股市越涨，入市炒股的人就越多，不管你怎么警告过热的风险都没用。因为这些投资者看别人发财而自己没出手后悔！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猛涨，不知道造就了多少幸运发财的人，所以必然早就更多出于“后悔”而追求高风险的人。别人比我富我可以接受，我受不了的是他以前跟我一样穷现在却比我富。所以造成这种全民追求高风险的原因不仅仅是财富的不均匀分布，更是财富的不均匀增长。为什么忽悠一个人“投资”是如此的容易？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

贫富差距导致假冒伪劣，经济增长导致大忽悠。不管你是什么素质和制度，只要你有贫富差距和经济增长，你就必然会有社会诚信度下降这个现象。只要这两个因素存在，那么道德教育只能是隔靴挠痒，加强监管只能是扬汤止沸。如果道德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副产品，那么我们抱怨社会没道德还有什么意思呢？

再过几十年等到中国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等到大多数人能买得起名牌奶粉的时候，社会肯定会回归诚信，回归道德。但目前我们帮人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即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本文标题可能有点绕口，需要解释一下。我们经常遇到一类智力题，比如“五个海盗分珍珠”之类，这些智力题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假定你和你的对手都是充分聪明 和充分理性的情况下，让你选择一个最佳对策。这些智力题对实际生活的指导意义可能并不大，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对手并不总是充分理性的，而且有的对手 也不怎么聪明。

过去的经济学家，包括研究对策论的，都简单假定人是理性的。而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最近10年，风向变了，人们开 始研究人的非理性。本文想说的是，在承认人有非理性因素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可以说不同人的“理性程度”是不同的。比如说证券交易员可能就比芭蕾舞演员要 理性一些。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方便地测量一个特定人群的理性程度呢？比如说如果我说物理系的学生比英语系的学生更理性，甚至可能还更聪明，我有什么 办法可以证明这一点呢？

最近在 The Social Atom 这本书中看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小实验，我认为这个实验可以被用来作为一个简单的，而且是量化的，测量一群人的聪明理性程度的办法。

1987 年的某一天，伦敦《金融时报》刊登了一个很怪异的竞赛广告。这个广告要求参与者寄回一个 0 到 100 之间的整数，获胜条件是你选择的这个数，最接近全体参与者寄回的所有数的平均值的 2/3. 获胜者将获得两张伦敦到纽约的协和飞机的头等舱的往返机票。

这个游戏的独特之处在于你必须考虑其他参与者是怎么想的。你应该怎么玩呢？

首先，你可能假定人们都是随机地选择一个数字寄回，这样的话平均值应该是 50，那么最佳答案应该是 50 的 2/3，也就是 33.

但你应该想到，别人也会像你一样想到 33 这个答案，如果每个人都选择了 33，那么实际的平均值应该是 33 而不是 50，这样最佳答案应该修改成 33 的 3/2，也就是 22.

那么别人会不会也想到这一层？如果大家都写 22 呢？那么最佳答案就应该是 15.

可是如果大家都想到了 15 这一层呢？…….

这样一步步的分析下去，如果所有人都是绝对地聪明而理性，那么所有人都会做类似的分析，最后最佳答案必然越来越小，以至于变成 0。鉴于 0 的 2/3 还是 0，所以 0 必然是最终的正确答案。

但问题在于，如果有些人没有这么聪明呢？如果有些人就是随便写了个数呢？

刊登广告的其实是芝加哥大学的 Richard Thaler. 他收到的答案中的确有些人选择了 0，但平均值是 18.9，获胜者选择的数字是 13. 这个实验的意义就是要说明，很多人是不那么聪明，也不那么理性的。

我认为这个实验可以用来测量一群人的理性程度。平均值越小，说明参与测试的人越理性。如果《金融时报》的读者选择的平均值达到了 18.9，我估计一般的报纸可能就更差了。…

我最近看到 Made to Stick 这本书记载了两个很有趣的实验。
　　
　　假设有一个公司打算给员工发1000美元的奖金。请问以下三种向员工发这个奖金的方式中，哪一种最能鼓舞你？
　　
　　1. 想想这1000美元能干什么吧！这可以是一辆新车的首付，或者你早就想做的房子的一个小装修。
　　2. 想想把这1000美元存在银行里会给你的生活增加多少安全系数。
　　3. 想想这1000美元表明公司对你工作是多么肯定！公司显然认为他们雇你的钱没有白花！
　　
　　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第3项。1000美元算什么？我难道是为了这点小钱而努力工作的么？
　　
　　这个实验的关键部分是，“你认为以上三项中，对［别人］最有效的是哪个呢？” － 这时候大多数人选择 1和 2。
　　
　　也就是说人们在认为自己是为了更高尚的目的而工作的同时，却普遍相信别人都是为了钱而工作。
　　
　　一个类似的实验是怎么说服别人接受一个工作。以下三种劝说的方法中，你认为哪一种最能打动你？
　　1. Think about how much security this job provides. It’s so important that the company will always need someone in this job.
　　2. Think about the visibility provided by this job. Because the job is so important, a lot of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your performance.
　　3. Think about how rewarding it will be to work in such a central job. It offer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learn how the company really works.
　　
　　绝大多数人选择 3. 但如果问题是，你觉得［别人］会被哪种方式打动，则绝大多数人会选择 1 和 2.
　　
　　在我们的眼中，别人都是俗人。这两个实验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实，那就是在别人眼中我们也是俗人。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图书馆的自习室经常人满为患，每个人都非常努力地学习。我有时候坐在那里环顾四周，心理会产生一种悲哀的情绪。这所学校号称学习都不要命，可是你看看这帮学生都在学什么？是在学习怎么搞科研么？一大半的书桌上都有一本 GRE 单词书，剩下的则在忙着写作业准备好考试。就凭这样的学校中国的科学有什么希望啊。放眼四周，到底有几人像我一样真正为了科学而努力学习呢？
　　
　　看到这两个实验之后我突然想到，当时我的书桌上好像也是摆着 GRE 单词书。…

《Sway》是一本畅销书，很适合我在上下班的路上听。这本书跟 《Predictably Irrational 》很相似，讲的是人类思维种的非理性局限。此书大约讲了四种非理性思维惯性：
　　
　　1. 人们总是害怕失去，对失去的恐惧超过了对得到的喜悦。
　　
　　2. 第一印象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一贯态度。
　　
　　3. 人们对公平的感觉其实是非理性的。
　　4. 从众心理。当一群人都执同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也赞同这个观点。
　　
　　其他三条都乏善可陈，最有意思的是第三点：公平。
　　
　　人们对公平的感觉其实是非理性的。当人们谈论公平，人们往往不计较“结果”是否真的公平，而是在意“过程”是否公平。
　　
　　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叫做“分钱实验”。受试者二人一组，姑且将此二人称为 A 和 B。实验人员把一定数量的钱（真的钱，比如说200美元，这是一个需要花钱的心理学实验）发给二人。规则是这样的，A B角色随机选择：
　　- A 决定这200美元怎么在二人之间分配。比如说一人一半，或者说 A 拿150，B 拿50。
　　- B 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分配方案。如果 B 接受，那么皆大欢喜，两人拿钱走人。如果 B 不接受，那么不管 A 的方案是什么，两人都将一分钱也拿不到，空手回家。
　　
　　如果二人都是理性的，那么 B 应该不管 A 怎么分都选择接受，因为分到一点总比没有好。而 A 考虑到这一点，应该尽量多给自己分，比如说 A 得199元，B 得一元。
　　
　　然而实验表明，只要 B 发现自己得到的少于 50%，他就会认为不公平，从而拒绝接受。宁可一分钱不要！
　　
　　这个实验有意思的一点是，假设改变规则，变成由计算机系统随机分配，这时候 A B 二人就会回归理性，不管分多分少都接受了。
　　
　　结果一样，过程不同，在人的眼中看来就有这么大的区别。
　　
　　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实是，越是社会化程度高的地区（比如洛杉矶之类的大城市），人们越不能容忍分钱中的不公平；在家家比较独立的原始地区做这个实验，人们反而能够理性的接受钱。
　　
　　也就是说社会化程度越高，人们越在意过程的公平。
　　
　　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是，统计表明重刑犯人对其辩护律师的评价，与他最后获得的刑期长短无关，而只跟律师为他工作的时间长短有关。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律师最后是否真的帮了他，只要这个律师表现的很努力为他工作，这个犯人就会感激这个律师。
　　
　　
　　另一本书（可能是 Super Crunchers）说，医生被投诉医疗事故的概率与这个医生实际医疗事故的概率无关，而只与这个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好坏有关。
　　
　　人们根本不在意结果，人们只想要过程的公平。
　　
　　我听说了这些实验和统计结果之后的想法是，这可能就是自由民主的理论根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