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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让韩国人清醒?谁还敢当韩国总统?

当我们感慨2008年的中国多灾多难的时候,韩国和越南正在经历的危机比我们要严重得多,很可能已经到了动摇国本的程度。越南的经济危机,每个国家在成长中都会至少遇到一次,完全属于正常事件。而韩国这两天因为进口美国牛肉引起的总统信任危机,是一场相当奇特的危机。

韩国总统很可能是全世界善终率最低的职业。有的被暗杀,有的被逼下台,有的正常下台后被审判,最好的结局是金大中道歉下台,善终率等于0。哪怕你去当一 个贩毒集团头子,最后光荣退休的概率也比当韩国总统强。这些总统并非都是坏人,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为韩国今天的经济地位立下过汗马功劳。功臣末路断头 颅,我国有人居然认为这就是民主,这是非常愚蠢的看法。不管这些韩国总统是不是真的十恶不赦,一个总统频频出问题的国家显然不是政治成熟国家。

那么韩国政治为什么不成熟呢?通过这几天正在发生的牛肉危机,我认为不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总统的问题,不是资本家的问题,不是爱国卖国的问题,是”青年”的问题。

2003年,因为美国发现疯牛病,韩国跟很多国家一起停止进口美国牛肉。现在疯牛病早就过去了,别的国家早就恢复了牛肉进口。韩国新任总统李明博要跟美国人签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人的条件之一是你得首先恢复牛肉进口。

哪怕全世界只有十个国家支持自由贸易,其中也应该包括韩国。作为一个小国,韩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极高。另一方面,美国满大街都是韩国手机,韩国电 视,甚至是韩国汽车。现在韩国经济低迷,跟美国签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有人反对的话,似乎也应该是美国人才对。卖高端手机,买低端牛肉,有什么不好呢?当然 农民会说不好,可是是养牛的农民多呢,还是靠汽车生产而生活的工人多呢?

根本不是经济问题。事实上当纽约时报记者采访,街头抗 议的人群中大多数甚至说他们认可自由贸易。经济学家早就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完全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去投票,民主制度的运行要好得多。可惜大多数人把政 治生活当成宣扬自己道德优越感的”精神追求”,在韩国学生那里,这个精神追求就是爱国。

当初,两个韩国女学生被美军坦克撞死, 肇事美军被判无罪,韩国人无比愤怒。前任韩国总统卢武铉正是利用了这个愤怒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台,标榜自己反美。民族主义是卢武铉的资本,也是其执政合法性 的来源。于是他任期内民族主义色彩相当强烈,最近今年韩国人频频篡改中国历史,跟这位卢武铉总统的政策显然不无关系。

然而卢武铉会忽悠选民,却不会搞经济。韩国人最后受不了了觉得也得干点实事,高票选举李明博上台,李的特色正是”务实”。李明博曾经是韩国现代的CEO,现在成了”现代韩国的CEO”。跟美国修复关系,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就是李明博的实事。

CEO做决定一般不跟底层员工商量,然而被卢武铉惯坏的韩国人已经不允许总统在关系到国家面子的问题上不商量了。美国人让你进口牛肉你就进口,你这不是叩头么?

纽约时报说,超过十万抗议者围攻。警察为了保护总统办公室,把几十辆集装箱大车开过来做路障。车里装满沙袋,这样抗议的人推不动;车身过油,这样抗议的人爬不上去。于是抗议者在车上贴标语,说,李明博是最大的卖国贼。

中国人抗议莎朗斯通,韩国人的莎朗斯通是美国住韩大使 Alexander Vershbow。Vershbow 倒是没说 karma,他说的是”We hope that Koreans will begin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science and about the facts of American beef”(我们希望韩国人开始理解更多关于美国牛肉的科学事实)。韩国政客和抗议者认为,这是对所有韩国国民的侮辱。跟莎朗斯通一样,Vershbow 道歉。

一直作为超级大国的棋子国家,韩国人的敏感的爱国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动不动就上街换总统,动不动就骂别人卖国的行为,似乎也太过了一点。如果说人民怕政府的国家是恐怖国家,那么政府如此怕”青年”的国家,难道就是一个理想国家么?

我国有些人对民主制度存在儿童思维。认为政治家不必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只要好好做个民意的传声筒就行了。但是民意,是一个特别难以捉摸的东西。一开始民 意似乎是反美;等反美的领导人上台,民意似乎又要求务实;等务实的领导人上台,民意又反美。有人可能会说,这好办,民意随时变化,总统政策就跟着变呗。可 实际上是,你怎么知道真正的民意在哪里呢?民意在大街上么?民意在那些集装箱上贴的标语上么?

韩国一定也存在很多令人尊敬的,充满见识的人,然而这些人的声音已经被”民意”掩盖。今天的韩国总统,我猜他一定特别希望韩国人判断每个事件都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精神层面。

韩国”青年”自己被自己忽悠了。你们不是超级大国。进口美国牛肉跟国家荣誉没有关系。鼓吹自己爱国也许很好玩,把国家玩废了可就不好玩了。…

民主与远见

昨天收到一封来自白宫的信。我还以为是布什的刺激经济退税计划给的支票,心想怎么这次不用IRS,直接从白宫发支票啊,难道是为了让大家直接感谢布什?拆开一看居然是一封写给我的信:

“。。。代表布什总统感谢你对总统2009年度预算的意见。我们对你的观点表示赞赏,欢迎你的建议。。。。”

我任何时候都没给布什写过信。这个事的缘起是这样的。最近一两年,美国对物理科学科研经费的拨款跟不上需求。这倒不一定是说拨款逐年减少了,而是增加的 不够。最近两次参加的APS(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会场上都有工作人员专门摆个电脑拉人过去签名留地址,让大家直接给议员写信抱怨。今年问题更是严重,大 笔基础科学的研究经费被削减,直接导致费米实验室和斯坦福直线加速器被迫裁人。本来许诺今年要拨给 ITER(国际受控核聚变实验)的一千六百万美元,也不给了。ITER 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虽然实验是在法国,但参与的各国都要拿钱,然后分享结果。美国这一承诺了又不给钱,ITER项目本身仍然会继续下去,但美国在此的声 望会受到重大打击。所以今年年初的时候,APS又号召所有会员都到其网站签名表达意见。

作为APS会员,无论是现场签名还是自己上网我都做了。我所在州的议员一两个月之内都回复了电子邮件。白宫的反应速度是慢了一点,但是回了一封真正的信,还花了纳税人42美分邮票。

那么谁应该为科研经费的削减负责呢?直观上可能更多的人会指责布什政府。是布什集团拼命在伊拉克花钱,才导致国内没有科研经费。然而考察整个事件的过 程,布什在这件事上可能还真不应该负责。美国预算的制定过程是这样的:政府各个下属部门首先制定自己的预算,总统汇总之后拿一个方案提交给国会,国会批准 才能执行。布什虽然爱在国外花钱,这次在科研经费上还不算含糊。本来,在总统向国会提出的预算草案中,对物理类基础科学的投入是大幅增加的,目标是10年 内翻一番。问题出在国会这一步。在国会批准的最后一刻,国会削减了增加的部分。不但如此,国会还对科研经费的结构作出了重大调整:
– 原本承诺应该今年给两个国际合作项目的资金,ITER å’Œ ILC (国际线性加速器),直接取消,不给了
– 国内 R&D 部分,削减用于长期 Research 的资金,增加用于短期 Developement 的资金。

国会的这个思路是非常明白的:搞科研可以,要搞就在美国国内搞,不要把钱给外面;搞科研,最好多搞点能对国民发展立竿见影的东西,粒子物理实在太形象工程了。

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个预算是关于中国科研经费的,让中国网民来做投票决定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中国在本国科研经费远远不如美国多的情况下,也参与了 ITER 项目,承担的经费大约是美国的一半或更多。我猜测,大多数网民一定会认为在本国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似乎没必要把那么多钱给外国;在节能环保研究还缺钱的情况 下似乎也没必要花那么多钱搞粒子物理的”形象工程”。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中美两国大多数老百姓想法是一致的。跟美国不同的一点是,中国人大似乎不像美国 国会那么代表直接民意。

最近的一个类似例子是加油机订单。几个月以前美国军方有一笔重大的空中加油机采购,竞争者是美国波音的 KC-767,和欧洲空客的KC-30。最后五角大楼决定把订单给了空客。这个例子体现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也许背后还有美国与欧洲关系的政治考 虑。但是可以想象,会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决定”不爱国”。实际上今天我就看到一篇文章,有人呼吁国会反对这个采购,认为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我认为这两件事说明了同一个道理:政府部门作出的某些决定可能有着长远的考虑,而有时候这种考虑是不被民意和代表民意的国会所理解的。

最近几十年以来,随着议员竞选的日趋激烈,竞选经费的投入越来越大,这种”远见-民意”矛盾有加大的趋势。当初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参议员任期六年,以 确保他们不要整天想竞选,能够从国家长远利益去考虑问题;众议院任期两年,以便让他们更多的代表”直接民意”。然而现在竞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一个议员 每年平均200多天跑竞选,我怀疑他们还有多少时间学习“什么是国家长远利益”。这样的结果就是议员直接都代表直接民意去了。

也就是说跟几十年以前相比,现在的美国议员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民意中转站”,是政客。他们越来越多的不是自己独立思考国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而是取悦选民,把自己只是当作选民的传声筒。他们不是”人民中的优秀代表”,而是”各种人民各种想法的代表”。

以前中国曾经有个笑话。某人质疑为什么那些演员不懂政治也能当人大代表,有人对此的回答是,人民中有的懂政治,有的不懂政治,这些演员就是代表了那些不懂政治的人民啊。我相信美国国会之中,相当多的议员就代表了那些不懂政治的美国选民。

最后再回到白宫的这封来信。我签名之后最先收到的是几个州议员的电子邮件,这些电子邮件显然跟这封信一样都是同样的文字发给不同的人,但内容上还是有点 区别的。议员的电子邮件都特别提到”我一贯认为科学研究非常重要”这个观点,也就是说那些议员至少真读了我们的意见,知道我们抱怨的是科研经费。而总统这 封信呢?对科学这个字都没提。换句话说,很可能不管是谁,因为什么原因质疑预算,总统都是这封信。

看来还是议员更亲民,真看了你的信,而且迅速回信。

然而亲民归亲民,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点点远见。…

怎样靠弱智言论当选美国总统

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为了争取人心,使用了一个被后世多次效法使用的技术。陈吴二人抓了好几条活鱼,把写有”陈胜王”三个红字的丝昂塞进鱼腹,然后 再把鱼放生。等到无知渔民第二次抓到这些鱼,发现字条,就会认为天意要陈胜为王。参加大泽乡起义的”æ°‘å·¥”队伍中并非全都是农民,其实很多人是社会中上层 阶级,甚至是官吏,因为触犯了苛刻的秦法而被抓了强制劳役。如果说秦二世已经侮辱了他们的人格,现在陈胜的这个造势法又侮辱了他们的智商。

然而事实证明,侮辱别人智商自古以来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现在我们有时候把这个办法称为”忽悠“。现在的人也许不再相信鱼腹字条,但仍然相信别的荒诞事情。

以前的人起义,现在的人竞选。那么在竞选中,到底是老老实实告诉选民事实和科学的解决方案好呢,还是忽悠选民好呢?也许有人认为答案取决于选民的素质。那么通过最近美国总统选举中发生的的两件事,我们可以看看美国选民是什么素质。

当前美国的选举形势是共和党已经确定总统候选人麦卡恩,民主党则仍然需要从奥巴马和希拉里中挑选一个候选人。希拉里明明落后而不放弃,也就是说尽管大家都认为最后共和党肯定没戏,但麦卡恩现在处在一个坐山观虎斗的有利局面。

看着民主党忙于内斗,麦卡恩不甘寂寞的打出了一张牌:现在选民都抱怨油价很高,他号召在今年夏天来一个”gas-tax holiday”,不收汽油税。

麦卡恩侮辱了美国选民的智商。四月底,美国油价达到了每加仑$3.6,其中的汽油税只有$0.184。第一个问题是,你减少这点汽油税对于油价有多大意 义呢?这不是杯水车薪么?第二个问题是,就算有人会因此可以多加点油,那么这样的结果会不会导致油价的进一步上涨呢?事实上,马上就有40个经济学家联名 反对这个提议。

《时代周刊》则用一组数据(杂志上有个很好的曲线图,但网上没有)进一步说明了此提议的荒诞性。美国大多数高速 公路都不收费,其保养来自于这每加仑$0.184的税。从1997年到现在,此税始终未变,但是公路上多了18%的汽车,汽车的行驶里程也增加了18%, 而美国公路总里程只增加了2%。也就是说,现在同样的路被更多的使用,保养税却没有增加。直接结果是,到2009年之前,修路的资金将出现赤字。显然在这 种情况下应该做的是加税,而不是免税!

但选民就是喜欢听免税。如果说麦卡恩弱智,难道希拉里也弱智么?事实是希拉里立即声明支持麦卡恩的提议!我猜测,有一种卖国是把国家前途卖给本国选民,希拉里决心跟麦卡恩争相卖国。

奥巴马反对这个提议,他的主要理由是这点税钱可以忽略。那么奥巴马是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政客呢?

华尔街日报5月16日的一篇报道说,奥巴马跟一帮农民谈论自由贸易。奥巴马说,日本市场不卖美国牛肉,这种做法伤害了美国农民。然而事实是什么呢?日本的确在疯牛病期间曾经禁止进口过美国牛肉,但现在日本市场上明明是可以买到美国牛肉的。奥巴马睁眼说瞎话。

麦卡恩,希拉里,奥巴马,这三个人都绝对不是弱智。就算他们是弱智,他们精选团队中的经济学家绝对不是弱智。然而他们为什么还会发表这么弱智的言论呢?因为选民喜欢这些言论。

以前曾经有候选人,比如说鼓吹全球变暖的戈尔,是不爱说弱智言论的。戈尔当初跟布什竞选的时候说,布什的减税计划只对美国1%最富的人才有好处,对一般 人没好处。这么说选民听明白了么?戈尔输了选举。事后的调查表明,超过10%的选民认为自己就属于这最富有的1%,另有更多的选民认为自己即将加入最富有 的1%!戈尔能不吐血么。

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但选民是简单的,选民的眼镜是有色的。这就决定了搞竞选不是写论文,不要晓之以理,要动之以情。我曾经在《公民洗脑指南》这篇文章中说过,玩选举,最重要的技术是:
– 讲感情,不要讲实情
– 谈道德,不要谈道理
– 靠电视,不要靠电脑

麦卡恩,希拉里,奥巴马,这三个人中的一个将在几个月以后当选美国总统,这三个人都发表过弱智的言论。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总统选举已经成了一个比谁更弱 智的竞争。台湾更是如此。选举语言就必须要弱智。专制体制内,为了往上爬必须媚上;”民主”体制内,为了往上爬必须媚下。媚上必须卑躬屈膝,媚下必须弱 智。

现在的问题是,也许有人会说,好吧,就让我用这些弱智言论当选美国总统,只要我当选之后不弱智就行。真的行么?中国古代有 多少官员说,我愿意卑躬屈膝的往上爬,只要我爬上去以后能做几件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就行。然而事实上一旦上去以后,很容易发现身不由己,必须继续干那些卑躬 屈膝或者弱智的事情。

让全体选民都参与决定来选总统,和让一个没多少见识的皇帝来任命宰相没什么区别。其特点都是作出任免决定的人本身素质不高,而竞选者必须迎合这个不高的素质。…

公民洗脑指南

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一个成功男人,他有三个女朋友,但是不知道跟谁结婚好。于是他给每人5000块钱看她们怎么花。第一个女朋友5000块钱全部用于 给自己买化妆品;第二个女朋友没有自己花,而是用这些钱给他买了衣服;第三个女朋友给他买了衣服,还把一部分钱存了起来,说是为两人将来投资。那么钻石男 应该跟谁结婚呢?
答案是他选择了胸部最大的那个。

胸大才是硬道理,已经成了现代中国的一个评价美女的公认标准,用句 学术术语叫做 Conventional Wisdom (有人翻译成”传统智慧”)。但这里的问题在于,30年以前,甚至更以前,胸大并不是什么中国传统审美指标。比如大多数男人都喜欢林黛玉,但是并不怎么关 心她的乳房。要说大小,中国男人本来其实更关心的是女人脚的大小。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 conventional wisdom 呢?

是电视广告。据说改革开放一开始,首先是外国内衣厂商发现中国女人胸部太小,因此市场太小。于是大做广告,宣传做女人”挺”好的,然后跟进的是丰胸和保 健品厂商。在电视广告的教育下现在中国人终于掌握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审美观。胸部不是不重要,但如果没有电视广告,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重要。

《Freakonomics》(中文版是《魔鬼经济学》)这本书记载了广告改变美国人 conventional wisdom 的故事。1920年代以前美国人从来不认为口臭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但广告改变了公众习俗。19世纪美国就有一种外科防腐剂,叫做利斯特防腐液 (Listerine),改进以后也可以做地板清洗剂和治疗淋病,卖的一直不好。这种药真正成功是因为一个”我能忍受他的口臭么”的广告,说约会中的男女 因为口臭而郁闷。这个广告改变了两件事情:1. 七年内,生产利斯特防腐液公司的收入从11.5 万美元上升到800 万美元;2. 美国人从此认为口臭比淋病还严重。

一旦有了电视,广告的作用就从关键性变成了决定性。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因为电视广告的出现,传统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和”看不见的手”理论已经失效,人们因为看了广告而买了很多对他本来没用的产品。不是需求产生消费,而是广告产生消费。

本文不是为了研究广告,本文研究的是自由和民主。如果电视可以让你购买你本来不需要的东西,那么电视是否也可以让你投票给你本来不应该支持的政客呢?答案是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政客想要当选,只能也必须靠电视广告。美国选举实际上是广告大战,是金钱大战。

说这番话的不是中国政府一年一度的《美国人权白皮书》,而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戈尔去年整了个 《An inconvenient truth》鼓吹全球变暖,今年终于开始研究真正的大问题了,他出了一本书,叫做《The Assault on Reason》。这本书我刚刚开始看,感到戈尔正在从一个政客变成一个思想家。

戈尔认为是电视改变了美国整个的政治游戏。传统上 本来选民们主要通过报纸来了解政治,而现在则主要是电视。美国人现在平均每天用4小时35分钟时间看电视,比世界平均水平高90分钟。看电视和看报纸的区 别是本质的:报纸更讲”理”,而电视则可以用很多手段来左右人的思想,也就是洗脑。

决定选举胜负的是电视广告,这句话绝非夸张。 戈尔讲述了他自身的经历。1984年戈尔竞选参议院的时候他的对手是 Victor Ashe。民意测验显示戈尔的领先优势正在消失的时候他的竞选顾问仔细研究了双方的形势和广告情况,提出了一个关键建议:我们先把这个广告播放这么多” 点”,然后Ashe就会这么应对,然后我们再买这么多”点”来播放我们对他的应对广告的应对广告,那么3周之内你的支持率将提高8.5%。

戈尔于是同意这么做了。结果是3周之后戈尔的支持率果然提高了8.5%,不多不少!电视广告不但是关键武器,而且是精确杀伤武器。

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给公民洗脑,其实中国公民没有被政府洗脑,因为很多人根本不信政府说的。但美国的情况则是大多数公民对电视上的东西深信不疑,因为他 们认为美国媒体是自由的,他们这些观众也是自由的,他们的思考是独立的。9/11以后2/3的美国人相信伊拉克跟9/11有关,一直到现在仍然有超过一半 的人这么认为,这就是电视宣传的功劳。人民不信任政府其实是一种健康的思想状态,中国人民目前就是这种状态。而美国人民却乐于相信电视。

政客和利益集团左右公民思想比电视丰胸广告要系统的多,其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我大致可以总结出三条洗脑技术:

第一,讲感情,不要讲实情。一般老百姓对宏观经济数字,甚至是自身的微观经济数字都不感兴趣。要想改变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晓之以理的效果绝对比不上动 之以情。比如美国反恐战争,叫做 war on terror,反恐惧,而不是反恐怖主义,不是反恐怖主义分子。布什政府所利用的是普通人的恐惧心理。害怕,是最容易犯错误的一种感情。电视是最善于煽情 的媒体。美国电视上充斥的新闻并不是什么今年经济增长多少,而是谁家小孩神秘失踪,是明星打官司。

第二,谈道德,不要谈道理。中 国精英集团,比如说北大经济学家,他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想用讲道理的办法给老百姓洗脑,动不动就说什么房价还不够高啊,什么物价没有显著上涨啊,喜欢摆 数字。老百姓说你当谁比谁傻啊。美国利益集团就从来不摆什么数字,他们讲的是道德,比如说宗教。布什连任,教会功不可没。共和党特别善于占领道德制高点, 比如说反堕胎,反同性恋。穷人听了很受用,心甘情愿地 living poor, voting rich。反过来在看中国精英集团就没有什么道德制高点来取悦老百姓。

第三,靠电视,不要靠电脑。互联网普及了,很多人认为网上 有网特,其实真正的洗脑靠互联网是效率最低的。大多数人就算上网也不讨论什么政治。所以台独最大的思想武器不是龙应台,而是张惠妹。比如几年前发现张惠妹 是台独分子,结果她到大陆演出还是有一大帮粉丝支持,还差点跟愤青打起来。

然而戈尔认为互联网是美国政治的救星,可以击败电视的 洗脑。他认为互联网最大的优势是互动性,自己还搞了个电视台,Current TV,强调互动节目,想以此来拯救美国公民于洗脑。我认为根本不可能。互联网之所以现在没有被利益集团的政治广告所左右,根本原因是他们还把网络没放在眼 里。

2005年美国网络广告总收入是125亿美元,看上去挺多,但实际只占全部广告收入的5%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9/26/content_5140030.htm),绝对大头 是电视。现在买什么东西可以去亚马逊看看顾客评论,而且那些评论基本没有收到利益集团影响,但这只能说明利益集团还不屑于去影响。

我对美国公众是否能摆脱电视的洗脑是悲观的。自由媒体,自由言论,你认为自己做出的必然是自由的思考,其实你错了。原因是存在自由的广告,自由的政客, 和自由的竞选手段。只要电视竞选还存在,怎么限制竞选经费也没用。现在美国议员一年200多天跑竞选拉经费,还有多少时间为国家大事辩论呢?戈尔书里说, 国会里的富人明显增多,尤其是那些自己就出得起买电视广告的钱的。

普通公众应该怎么办?多看书少看电视?就为了自己那区区一票么?为了对选举结果产生亿分之一的影响?绝大多数人是不关心的,因此左右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是容易的,因此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都是有偏见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眼中自作自受的投票民主》介绍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的一本书《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tics》,这本书说普通人在几个重大经济学问题上,跟经济学家的看法正好相反。结果我文章一贴出来就有人对这几个问题表示反对,这说明,普通人 的看法的确跟经济学家相反。

自由的普通人掌握投票权,普通人容易被自由的洗脑,利益集团有给人洗脑的自由。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套用一句美国政客洗脑的广告词,这叫 Freedom Is Not Free.…

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眼中自作自受的投票民主

本文介绍一个关于选举的最新研究结果。

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大约是50%,远远低于大多数民主国家,主流媒体一直呼吁选民尽可能 的出来参与投票。但经济学家 Bryan Caplan 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美国要想变得更好需要的不是更大的投票率,恰恰相反,是更少的民主。Caplan 认为最好普通人就不要出来投票。基本上你可以说这位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最好由经济学家来代替选民运行。

七月9日出版的这期纽约人杂 志有一篇 Louis Menand 写的文章《Fractured Franchise: Are the wrong people voting?》。( http://www.newyorker.com/arts/critics/books/2007/07/09/070709crbo_books_menand) 这篇文章是 Caplan 四月出版的新书《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tics》的书评。

纽约人杂志的书评很长,经常能把一本书完整的精华内容全面介绍分析出来,基本上读了它的书评就不必去看原书了,这一点有点像我写的读书笔记:) 这篇书评就很长也很详细。我想介绍一下其中思想的精髓。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大多数投票者对于政治问题是无知的。Caplan 的观点在于,他认为大多数投票者的政治不仅仅是无知,而且是错误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两个结论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到大街上随机测验人民的政治观点,你很容易发现大多数人是无知的。比如你问人们是否支持政府增加福利支出,大多数人说反对;但你如果问是否应该加大 救济穷人,大多数人说是。而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回事。人们不愿意在政治问题上投入更多时间。经济学家认为,大多数人不愿意因为自己有投票权而去好好研究政 治时事,并不是因为这些人 傻,而是因为这些人有理性。比如你要买个房子,一定会仔细调查研究,因为一旦买错了就会付出金钱代价。但如果你投票,不管怎么说你只有一票,哪怕投错了也 本质上不会对政局产生任何影响。有多少人会因为自己这神圣一票去像买房子一样费劲的调查研究学习政治呢?

传统经济学认为无知不是坏事。传统理论的两个论点是这样的:
-1- 选举结果是由占总数10%左右的有政治见识的选民所决定的。这个论点说那些”无知”选民的投票是随机的,因此互相都抵消了。
-2- 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自私”的利益去投票,那么就好像市场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一样,最后结果是对大家都有利的。

Caplan 认为不是这样的。针对观点-2-,他说民主不是市场,而是公共设施(commons)。所谓公共设施就好比是一块大草地,村里每个放牛人都可以在这片草地 放牛吃草。对于单个个人来说,多一头牛少一头牛他认为对草地没有大影响,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多放几条牛,草地就完蛋了。从心理学角度,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 这区区一票投错了也无所谓,所以大家都纵容自己无知一把。基于情绪而不是自己的真正利益去投票。 选民” 喜欢”自己的无知。结果就是把选举搞砸了。当你在市场上买东西,你更加趋向于理性因为非理性会付出代价;而选举投错一票是没什么代价的。

针对观点-1-,Caplan 认为选民投票时所犯的错误不是随机的,而是有系统偏见(systematic biases)的,因此是不能互相抵消的。选民的偏见很多,比如从候选人的相貌而不是理念出发去投票。但本书只谈经济政策。在经济政策方面,Caplan 列举了四个主要偏见,在这四个问题上大多数选民的观点跟经济学家完全不同:
– 一般选民不理解市场原理,对公司追逐利润的做法反感。
– 一般选民不喜欢外国人,反对自由贸易。
– 一般选民喜欢就业率而不是生产率,强烈反对公司裁员。其实只有让公司有裁员的自由,公司才会更加愿意雇人。生产率提高了技术进步,会创造出新的职业,而一般选民却错误的认为这些新的职业工资比旧的职业低。
– 一般选民更容易认为经济形势正在恶化,从而更希望政府干预。

当一个选民投票的时候,他倾向于更加无私。其实如果他投票的时候更加自私,完全从自身利益而不是道德角度出发,从经济学角度最后的投票结果反而更好。因为选民的这些偏见,那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反竞争的特殊利益集团从投票中收益。

所以 Caplan 认为要想解决美国的问题,应该减少民主。他提出了以下方案:
– 让选民参加考试来获取投票资格
– 不是一人一票,而是让牛人拥有更多选票
– 不再鼓励增加投票率,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最好就别出来投票
– 在学校普及经济学知识。

总之 Caplan 相信专家政治。选民的问题不是无知,而是系统偏见。比如大多数人认为油价太高的时候,正是经济学家认为油价处于历史最低点的时候(考虑通货膨胀和购买力)。

但是纽约人这篇文章的作者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优点是稳定,容忍愚蠢的观点是为此需要付出的一个小小代价。

下面谈谈我的看法。2004年布什居然连任,美国很多学者知识分子感到特别出离愤怒,为此产生了一系列反思民主制度的文章。怎么就把布什这种人给选上了呢?这本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来的。其实美国人没见过世面,这就是为什么纽约人文章鼓吹稳定。

陈水扁怎么选上的?希特勒不也是选上的么?陈水扁希特勒稳定么?东南亚,非洲,拉美也都是一人一票选总统,动不动就军事政变,稳定么?

但是对美国就是稳定的。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政治制度,取决于其特殊国情。Caplan 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就连美国都开始反思一人一票这种民主了。

不过话说回来,一人一票制其实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你对总统不满,你可以不投票给他。如果没有这一票,人们怎么发泄呢?

看来最好的局面还是你要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你就别投票。美国民主制度运行的比大多数国家好,是否正是因为美国的投票率比较低呢?…

民主规则的漏洞:故事二则

最近跟人闲谈之中得知两个有意思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也许可以令我们对民主和法治作进一步的思考。给我讲这两个故事的几个人都不是研究政治或经济的,所以我也不能保证其准确性。

– 故事一 – 欧元引起的涨价事件

2002年开始欧盟各国开始把本国原有货币变成统一的欧元。按照固定的比率,比如你本来有多少马克,银行给你换成欧元;比如这个东西本来卖多少马克,现在重新换算成欧元定价。规则非常简单易懂,什么东西就是计算一个乘除法,这总不会出问题吧?
还真就出问题了。如果你正好赶上政府换届,问题就会更大,甚至影响后面若干年的经济发展。

问题出在超市里卖的小商品上。没变欧元以前,消费者对于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心里一般有个数,有点价格变动大家都很敏感。但是一旦全部换算成欧元,消费者突 然之间失去了这种价格敏感性。在商店里看到一个价格,本来可以立即反应这东西涨价没有的,现在必须计算一番。如果是买什么大件,比如电视机之类的,消费者 会计算一下这么多欧元相当于多少”é’±”。那么如果是牛奶,咖啡,酒吧,餐馆这样的小商品呢?可能大家就都懒得算了。

这就给商店提供了一个暗中涨价的机会。事实表明欧元刚刚推行的时候,德国,荷兰,西班牙,这些国家都发生了小商品趁机涨价的情况。这时候各国政府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制止。

但是意大利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意大利当时正好赶上了政府换届。开始实行欧元的时候已经是新政府了,而做出使用欧元这个决定的,则是上一届政府。新政府不喜欢上届政府做出的这个决定,干脆放任小商品涨价,以此来让上届政府”好看”。

于是商店就好像得到鼓励一样,继续涨价。里拉对欧元的比率是1欧元差不多等于2000里拉,使用欧元之前,一杯咖啡的价格是800里拉,结果后来居然涨到了1.2欧元。几乎所有日用品都涨价了。但是一般人的工资没有上涨,商店进货的价格也没有上涨。

如果按照常规方法在意大利做统计,得出结论必然是意大利没有显著的通货膨胀,因为汽车,电视机这样的大件商品,价格都没有上涨。可是老百姓每天买的日用 品价格在上涨,给人印象就是通货膨胀了。据说就是这个欧元引起的涨价事件,导致意大利经济至今低迷。与此同时的另一个后果是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人数减 少。

– 故事二 – 如果有第三个人参选总统

总统选举,任何人得到一定的支持(比如一定数量的签名),符合法律规定的都可以参选,然后选民从所有候选人中选择一个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当总统。假设所有人都遵纪守法没有贿选或者”枪击事件”什么的,也不管”民意”是否就是正确意见,选举结果应该能反映民意,这总没问题吧?
如果只有两个候选人,就没问题。如果候选人多于两个,就可能有大问题。

今天听说了一个意大利选举的故事。意大利主要选的不是总统,是总理。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当选的一次(我也不知道具体时间),就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本 来传统上意大利各个政党在总理选举前要分为两大联盟,也就是左翼联盟和右翼联盟,两个联盟各推举一个候选人,这样选民二选一。顺便说一句,意大利有三个共 产党和两个社会主义党。

那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有几个左翼政党没有参加左翼联盟,而是在联盟之外又推举了一个左翼总理候选人,这样就变成了三选一。结果是贝卢斯科尼作为右翼候选人当选了。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如果左翼没有分裂,而只推一个候选人的话,那么左翼是可以当选的。分出去的候选人只得到了少量选票,但是这少量的选票都是从那个多数的左翼候选人身上分走的,导致他不能当选。

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最后戈尔跟布什的结果相当接近。当时参加选举的其实不止两人。其中有一个叫 Nader 的代表绿党,他获得了2.7%的选票。绿党的理念其实接近于民主党,也就是说如果 Nader 没有参选,那么那些投票给他的选民绝大多数会把票投给戈尔,这样就是戈尔赢。Nader 就好像世界杯小组赛里面的弱队,本身注定不可能出线,可是他却能决定谁出线。

现在的问题是,贝卢斯科尼和布什的当选,是否真正反 映了民意呢?假设有 A1, A2 和 B 三个人参选总统。其中A1, A2 的理念类似,但是支持 A2 的人很少,假设有30万人吧。对于这30万人来说,最好 A2能当,如果A2 不能当的话那就 A1 当,反正不能让B当。这才是真正的民意。
然而现在 A1和B 的差距也就是10万票,因为A2分流了A1的30万张票,最后导致B当选了。

这还是民意么?注意民意不仅仅是大多数人都不希望B当总统,更是大多数人都认为 “A1比B更适合当总统”。

真正反映民意的做法应该像国际奥委会选奥运会主办城市那样,进行多轮选举,每轮淘汰一两个城市,然后给那些支持被淘汰掉城市的委员机会选择支持剩下的城 市中的哪个,直到最后剩下两个城市对决。甚至,其实”超级女声”çš„”选举”规则也比选总统更能体现民意。但是选总统是不能这么一轮一轮淘汰的,组织选举, 统计选票都非常麻烦,国家玩不起,四年一次已经够多了。

选票分流是个很常用的选举技术,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我甚至怀疑共和党是否应该暗中支持 Nader 参选啊。

民主了,法治了,规则已经制定。仿佛只要人人都按规则办事,世界就变成美好的明天。可是这些规则有漏洞。而且根据歌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规则是必然有漏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