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嘻之

（首发于澎湃新闻，2016年3月3日）

中国企业家李世默，曾经一个TED演讲中对比了中美两国领导人产生标准的不同。他说奥巴马连州长都没当过，很年轻就当上了总统；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是从县、市、省，一步一步的走上来，履历完整。据此，李世默认为中国的办法更好，奥巴马显然不如中国领导人有执政经验。

但是美国总统未必需要多少执政经验。

1. 经验和圈外人

很少有美国总统是一步步在政界慢慢爬上来的，他们的来源五花八门。有人考察[1]美国历任声望最高的前十名总统中，只有肯尼迪从政经验深厚，既当过众议员也当过参议员。但即便肯尼迪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客，他曾经是战斗英雄，还出过一本得了普利策奖的书。那些青史留名的美国总统，有人之前的职业是军人，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演员，有的是大学校长。美国唯一一个履历非常完整，按部就班地在官场混了很多年才当上总统的人，是林肯死后上位的安德鲁·约翰逊。而约翰逊因为缺乏灵活性，不能应对新局面，被认为是美国最差的总统之一。

就连总统当选的平均年龄，都比国会议员第一次当选的平均年龄还要低。

人民选总统选的不是执政经验，而是政策理念。具体的事可以交给手下去办，总统的任务是领导国家改革创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官和吏的区别，官员一定要通过科举才能上来，可以左右国家走向；而吏就是混资历，职位再高也只是个办事员，对政治斗争只有保持中立的份儿。美国也有点类似的意思，竞选上来的人，才有真正的权力。

一旦当选总统，你马上就获得了组阁权可以任命官员，而且军队必须立即服从你的命令。总统也得经常跟国会斗争，但是就指挥各级办事员来说，你不需要通过派系的关系换取政令畅通，尤其不需要用个人恩义换取军队的忠心。所以选举官的任务是革新，并不是混资历。一个在体制内混迹多年的老油条未必有多少革新意志。来自体制外的新鲜血液，反而能给体制带来新气象。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有很好的法治保障，所有人认同人民的授权。

但即便在美国，刚刚在超级星期二取得大幅领先地位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也还是显得太另类了。特朗普没有任何从政经验，一直是个商人，而且是个有很强娱乐色彩的商人，尤其好为惊人之语。

特朗普曾经把一个参议员的私人电话号码直接公布给选民，公然暴露别人隐私。特朗普曾经公开质疑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逼得奥巴马把自己的出生证明找出来，而且他说他现在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奥巴马是在美国出生的。特朗普的竞选纲领之一是沿着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一个一千英里的墙，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 — 他还一再强调，这个墙要由墨西哥政府出资建造。当墨西哥前总统声明不会出资建造的时候，特朗普的第一反应是，因为你说出这样的话，这个墙现在要增高10英尺。特朗普说墨西哥政府正在把强奸犯送到美国来。特朗普还说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特朗普还跟3K党关系暧昧。

难怪有知识界的人士看不过去，有的人说特朗普就是美国的希特勒，有的人说特朗普就是贝鲁斯特尼，反正他不是要搞独裁统治就是要搞寡头政治。最近还有一个报道，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跟记者说，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的话，军方可能会抗命！

这么一个思想荒唐，言论怪异的疑似种族主义者，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难道美国人民疯了吗？

2. 主张

所以我就仔细研读了特朗普宣布参选后写的一本阐述自己政治理念的书，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其实也谈不上是研读，读这本书根本不用费力，如果有中国读者想要学英语的话，我建议拿特朗普这本书入门。因为这本书的英语水平大概相当于美国小学四年级。

据有人根据用词评测[2]，华盛顿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达到了研究生水平，高达17.9级，此后美国总统的演说水平江河日下，到奥巴马只有8年级。

这其实不是说美国总统的水平退步了，只能说明美国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政治。我最近学了点职业英文写作，听说绝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受过很高教育的人，都希望阅读文章的用词水平在10年级以下。你要用很多高格调词汇，老百姓根本不看。特朗普本人出过好几本商业书籍，还写过小说，他显然有能力写更高水平的文字，现在为竞选采取了最亲民的写法，而且历史性地达到了四年级。

我甚至根本没“读”，直接听的有声书。前言是特朗普自己念的，后面正文则是一个演员读。特朗普自己读的部分，语气特别快，像吵架一样，声调很高，的确使我想起了希特勒。

特朗普很愤怒。国内政客整天谈论没意义的东西无所作为，国会连预算都批准不了，中产阶级的收入在缩水，很多人失业，奥巴马医保计划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美国在中东军事被动，存在感还不如俄罗斯，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则只是不停地让步……特朗普认为美国停滞不前，已经不伟大了，所以他要出来竞选，让美国重回伟大。

如果是一个学者写书谈国家大事，肯定会提出一个系统性的理论，讲明白因果关系，有历史考证，有大量数据，广泛引用别人研究结果作为支持……但是特朗普为了保证四年级水平没搞这些。特朗普对每个议题都是以自我推广开始，以自我吹捧结束。“我主张……”、“我当初……”、“如果是我来办……”，没有细致的可行性论证，直接走心。

特朗普主张什么呢？

他的确说了要建这么一个边境墙，而且由墨西哥政府来为这个墙付钱。可是如果你看这本书的话，他说的并不特别荒唐。美国每年对墨西哥有很大的贸易逆差，造墙的费用只是其九牛一毛。特朗普说他完全可以通过贸易谈判，或者通过其他经济手段，来迫使墨西哥做出经济让步，实际上相当于支付这个墙的钱。

特朗普建墙并不恨墨西哥人，他说的是非法移民的存在对合法移民是不公平的。有很多非法移民是暴力犯罪分子，而墨西哥政府尽管主观上可能没有这个意思，但事实上乐于看到这些坏人离开墨西哥进入美国。而根据最新的民意测验，那些已经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反而支持特朗普的政策，因为他们也不希望有更多的非法移民来抢自己的工作。

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有一个论点是，美国在德国、韩国、中东驻军，帮助沙特维护政权，花的都是美国自己纳税人的钱，这是在当冤大头。其实二战以来都是如此，但特朗普认为这个事不应该这么办。

有人认为特朗普是个战争狂人，一旦当选就会发动战争。但特朗普其实只对ISIS要打，他对伊朗的政策只是要在谈判中更加强硬。更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对朝鲜问题的看法是，应该跟中国谈，由中国出面解决朝鲜问题 — 也就是在特朗普心目中，朝鲜是中国的后院，不是美国的后院。特朗普从来没有说过要和中国发生全面对抗，事实上他自己的公司跟中国有很大的生意。他只是说要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要求更好的贸易条件。作为一个商人，特朗普认为这种谈判是他擅长的。

教育方面，特朗普说美国学校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过分鼓励学生的自尊心，但实际上学生在学校里不能面对真正的竞争，无法分出强弱，到社会上就没有能力和人竞争。特朗普非常反感教师工会，因为工会使得老师的工资是由其的工作年头来定，不是根据这个老师的能力来定。美国是在每个学生身上平均投入最高的国家，但是美国的教育水平只排在全球的第26位。不过他要取消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common cores）乃至干脆取消教育部，我的确不太理解。

在能源方面，特朗普也说了很多大实话，他说风能和太阳能肯定不能解决问题，对政治正确的绿色能源不屑一顾。石油和天然气才是主力。特朗普说，为什么让石油输出国组织来给石油定价，它定什么价美国就出什么价？他这种强硬的态度很符合老百姓期望。

所有共和党候选人都要取消奥巴马医保，但是只有特朗普的方案敢于对私人保险公司动手。特朗普说，现在的私人保险公司之间不是充分竞争的，各保险公司有自己的地盘，这个州只跟这个保险公司打交道，导致了很多垄断和低效率。他要把州与州之间的边际线去掉，让保险公司充分竞争。

我考察特朗普的这些政治主张，包括他接受记者采访和电视辩论中的表述，其实他在共和党里不但不算极端，而且还是最温和的。

wpresidential-candidates.insidegov.com 网站列举了所有获选人的政治立场，特朗普是整个共和党里最靠“左”的。从堕胎和同性恋到医保和移民，特朗普都相当务实，他甚至承认自己曾经考虑过由政府出面提供全民医保的方案，一点都不像共和党人。


所有共和党候选人都要减税，特朗普仅仅是减税和简化报税程序，而目前排第二的克鲁兹，则要干脆废掉国税局！

特朗普是两党中唯一一个宣布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争端中持中立立场的候选人，其他人都恨不得直接说自己就是以色列人。连《外交政策》杂志都说[3]，在犹太游说势力强大的美国政界，政客敢有这样的立场简直与自杀无异。

即便是争议最大的非法移民问题，特朗普是要把所有的非法移民送出美国，然后还允许这些非法移民之中的“好人”再办手续回到美国。而克鲁兹的观点则是要把非法移民直接送出美国，禁止他们回来！

到底谁的政策更像希特勒？

至于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说的抗命的话，如果仔细读那篇访谈，起因是特朗普曾经说过一段话：中东那些恐怖分子不怕死，但是他们至少还是挂念自己的家人的，所以要想对付这些恐怖分子，不能光是打他们，还应该对付他们的家人。而这个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是说，美国法律禁止军人对平民进行屠杀，所以如果总统下令屠杀平民，那么军人不但是有权抗命，而且根据法律规定必须抗命。他这么说是表明美军的正义形象，并不是说不喜欢商人当总统，特朗普上台，就不听他的指挥，这是两码事。

类似这种断章取义还算好的，有的记者直接逗特朗普玩。特朗普在书中说，有些记者采访他爱玩“gotcha”的游戏 — 抓住你一个小错来攻击你：记者问特朗普，你知不知道中东最大的三个恐怖分子头子的名字？你不知道吧？他们是xxx，xxx和xxx，而且发音还特别标准。特朗普说你跟我整这个没有意义。我不可能去了解这些细节，我当上总统之后，会选那些最好的专家来做这些事，他们了解这些细节。总统该干的是把握大局！

记者是想取笑商人特朗普对政治不专业。但怎样才算专业？

3. 专业政治不正确

如果你总说些惊人的话，一方面容易赢得更多选民，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更多人误解你。但特朗普这么做也是一种策略。只有这么说话，才能反映出他和传统政客不一样。

美国政界非常讲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最关键的一点是“零伤害原则”，宁可不办事或者把事办砸，也不能伤害弱势群体。一个例子是曾经有选民问希拉里爱吃什么。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可纠结的？但是希拉里心想如果我爱说吃素食的话，可能会得罪那些爱吃肉的人，如果说爱吃肉，又会得罪那些素食主义者。所以她想了半天，回答说，我不吃任何活的东西！说废话真是政客的基本功啊。

政客为什么这么怕说错话？因为他们不敢得罪任何人。归根结底，因为美国政客没有自己真正的实力。

哪怕有很多年的行政经验，也很少有政客有打赢过世界大战这种特别了不起的功绩。大部分候选人也就是当过议员或者州长，他们只不过是民意的传声筒，没有功劳可以标榜，更没有嫡系势力。他们只能靠说，他们的个人形象就是第一生产力。

小布什在第一个任期打了反恐战争，充满争议但仍收获很高民望。所以他第二个任期刚开始的时候敢说，我积累了很多政治资本，现在我准备花这些政治资本。而像希拉里、克鲁兹、卢比奥这样的政客有什么政治资本？他们做成过什么事？

奥巴马最会说，谁都不得罪还能人人都高兴。但是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奥巴马说过什么实质的东西吗？他当总统之前写过一本书叫The Audacity of Hope，他在第一个任期的口号是Change，他的第二个任期口号是Hope，可是他到底带来了什么change和hope，他又有什么audacity？这样的政客，老百姓早就厌倦了。

这场大选不是特朗普对体制内，而是特朗普对傀儡。

傀儡政客，是李斯所谓厕所里的老鼠，战战兢兢动辄得咎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可凭借的东西。

而特朗普，却是粮仓里的老鼠。

特朗普有资历。他至少曾经把企业做大做强，还养活了上万员工，可谓干成了真正的事业。所以特朗普敢说，等我进入华盛顿后，我就要把那些无能的政客都解雇，甚至对国会也不尊敬。特朗普在辩论中就指出卢比奥和克鲁兹这两人是办不成任何事的 — 就像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这个墙，我本身就是搞房地产的，我知道怎么用最少的花费、最有效率地把这个墙修起来。如果让卢比奥和克鲁兹这两人去修的话，这个墙会贵的多，而且还修不成。

特朗普在书中表达了为美国做事的决心。他说美国的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中国，所以他要搞罗斯福新政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基础设施建设，并以此拉动经济。特朗普说我的长处是有建设经验，我善于做生意，我知道怎么跟工会谈判，我知道怎么跟律师打交道，我知道怎么把事情高效率、省钱地办成。

如果你是美国选民会选谁呢？选政策更极端，竞选手段说谎成性的克鲁兹，还是深受共和党建制派喜爱，油头粉面的卢比奥？超级星期二前最后一次电视辩论，这两人联合攻击特朗普，我看就好像小孩跟大人抬杠一样。两人质疑特朗普三十年前曾经雇佣过非法移民，可是哪个选民会在乎三十年前的事？而特朗普回答的很好：我三十年的确雇佣了波兰裔的非法移民，因为那个时候合法的美国人不屑于干那个工作，可是现在连合法的美国人都找不到工作了！克鲁兹还攻击特朗普曾经捐款给民主党，特朗普说我还给你捐过款呢！特朗普只不过爱说几句大话，而克鲁兹和卢比奥针对特朗普的有些竞选广告堪称下作。

这届美国大选的确有些新气象。我们经常批评美国是金钱选举，但特朗普恰恰是自己出钱。有人说特朗普是贝卢斯科尼，可是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最有钱的人，他掌握了意大利的经济命脉，他当选总统的确是权钱结合 — 而特朗普的家族生意对美国来说不值得一提。特朗普的富裕只是增加了他的底气而已，因为他不需要拿任何人的捐款，不用给人当傀儡。

民主党那边的桑德斯，竞选经费几乎都来自小额捐款，没有一个大公司支持他，因为他的主张是给大公司加税。他的平均每笔捐款只有27美元！也就是老百姓给他捐点钱，让他能够坐飞机到各个州去竞选而已。J·布什是金钱政治，希拉里是金钱政治，但至少在特朗普和桑德斯这两个人身上，这届美国的选举不是金钱政治。

另外一方面，这几个候选人，共和党的卢比奥和克鲁兹都是拉美移民的二代，桑德斯是波兰移民二代，本·卡森是个黑人，特朗普的母亲是苏格兰移民，这些人都不是“纯种”美国人。其中有两人没有任何从政经历，本·卡森以前是个外科医生，特朗普以前是个商人，他们仅仅是对国家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美国很快就几乎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天下，不是建制派的天下了。

小布什执政期间得罪了很多知识分子，我曾经读过一本书，Are We Rome？[4]把当时的美国和古罗马相提并论，认为美国快要从民主国家变成独裁帝制了。此刻的美国的确有点像古罗马：当政客都不行的时候，老百姓就会期待强人出现。但我觉得特朗普未必是凯撒大帝，他也未必会成为独裁者，美国土壤也不会允许有独裁者出现。特朗普是有能力、有魅力的人，有可能成为一个比较强的领导人，但这不是正好回归了常识吗？政治家不就应该是这样的人吗？

八年前的共和党总统获选人约翰·麦卡恩，曾经以一个越战英雄的姿态去竞选。但是他这个英雄其实是因为在越战的时候被俘虏，被越南人关了五年后回来。在政治正确的语境下，凡是被俘虏过的人不但不能歧视，还必须得被称为英雄。

我觉得政治正确已经把“英雄”这个词给贬值了，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多少英雄。可能因为几乎所有共和党大佬都不喜欢特朗普，特朗普也不喜欢这些大佬。特朗普公开说麦卡恩不是英雄：

“他是英雄只不过因为他被俘虏过，我喜欢没被俘虏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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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份统计见于Smartcuts: How Hackers, Innovators, and Icons Accelerate Success 一书，作者Shane Snow。
[2]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414575.html
[3]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3/01/the-world-according-to-trump-super-tuesdays-big-winner/
[4] 作者Cullen Mur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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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3月10日)

十九世纪末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些人心中的偶像。他大力推动民主自由，在四十多年的任期内，把比利时从一个专制独裁国家成功变成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他赋予每个成年男子选举权，甚至比美国提前半个世纪立法允许工人罢工。他对妇女儿童的保护领先于整个欧洲。比利时1881年就普及了基础教育，确保每个女孩都能上到初中，并且在1889年通过法律禁止十二岁以下儿童工作。在利奥波德二世治下，国家的经济像政治一样获得了大发展，他比罗斯福更早采取建设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的手段来减少失业和刺激经济。

然而在非洲刚果这个比利时殖民地，确切的说是利奥波德二世本人的殖民地，他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刚果人，包括妇女儿童，在奥波德二世的统治下没有任何人权，完全是奴隶。他们在警察部队的强制下劳动，动辄被施以断手之类的酷刑，有超过一千万人被迫害致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利奥波德二世在橡胶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民主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有人可能立即会说这是制度问题。但“制度”在这里与其说是答案还不如说是问题本身。为什么比利时的制度越来越民主，而同一时期，同一领导人的刚果，却越来越独裁？难道是因为利奥波德二世只爱本国人或者有种族歧视？但后来刚果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并没有做得更好，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独裁者。在The Predictioneer’s Game（《预测师的博弈论》）这本书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Bruce Bueno de Mesquita指出，真正原因是在刚果，利奥波德二世只需要让少数人高兴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比利时，他必须让很多人满意才行。我认为这个答案跟“制度论”的区别在于必须让多少人满意，这个人数不是制度“规定”出来的，而是实力的体现。

Bueno de Mesquita和合作者研究多年，得出了一个能够相当完美地解释很多政治现象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用三个数字来描写。以国家为例，这个“三围”就是层层嵌套的三种人的人数：

• 名义选民：在名义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全体公民。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对谁当领导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
• 实际选民：那些真正对谁当领导人有影响力的人。对美国来说这相当于是选举这天出来投票的选民，对沙特这样的君主国来说这相当于是皇室成员。
• 胜利联盟：必须依赖他们，领导人才能维持自己权力的人。对美国总统来说这相当于是在关键选区投出关键一票让你当选的人，对独裁者来说这是你在军队和贵族内部的核心支持者。

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民主，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举行选举，而在于胜利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的人数。领导人工作的本质是为联盟服务，因为联盟对领导人有推翻权— 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们的利益，我们有能力随时换一个。如果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它都是事实上的独裁国家。这个理论看似简单，其背后必须要有大量的数学模型、统计数据和案例支持，它们首先出现在政治学期刊上，然后被总结成一本学术著作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政治生存的逻辑》），并在2011年形成一本通俗著作The Dictator’s Handbook（《独裁者手册》）。

在通俗史书和影视剧中人们经常研究权术，惊异于为什么像慈禧和魏忠贤这种文化水平相当低的人能够把那些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玩弄于鼓掌之间。难道政治斗争是一门需要特殊天赋的非常学问么？现在Bueno de Mesquita的“三围”理论，可以说是抓住了政治的根本。所有领导人，不论什么体制，其做事的终极目的只有两个：第一是获得权力，第二是保住权力。要知道即使最厉害的独裁者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他们必须依靠联盟才能统治。为此领导人取悦的对象不应该是全体人民，而必须是联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一心为民或者能从长远筹划国家发展的领导人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常常干不长，而那些腐败透顶的独裁者却常常可以稳定在位几十年。从这个根本出发，“三围”理论可以回答我们对政治斗争的种种不解之处。朱元璋为什么要杀功臣？变法为什么困难？为什么民主党欢迎非法移民却反对给高技术移民提供特别渠道？民主的美国为什么会推翻别人的民选政府？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越丰富，它就越不可能民主化？为什么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主？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领导人和联盟的互动来解释。三围理论能把种种帝王之术解释的明明白白，可以说是学术版的“厚黑学”和现代版的《韩非子》。

政客搞个什么政策，常常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给自己找理由。比如共和党经常谈论家庭价值，什么反对同性恋和堕胎之类。这些所谓的自由或保守思想都是说给老百姓听的。真正重要的是不同政党各自代表一部分选民的利益，并都争取中间派。政客，是一种比老百姓理智得多的动物，他们并不从个人好恶出发做事，背后完全是利益计算。《独裁者手册》提出了五个通用的权力规则。不管你是独裁者还是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是公司的CEO，哪怕你对如何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司一无所知，只要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以下规则，你的权力就可保无虞。

1. 要让联盟越小越好。联盟人数越少，收买他们要花的钱就越少。
2. 要让名义选民越多越好。名义选民多，一旦联盟中有人对你不满，你就可以轻易替换掉他。
3. 控制收入。领导人必须知道钱在哪，而且必须能控制钱的流动。萨达姆上台七年前就已经掌控了伊拉克的石油。
4. 好好回报联盟对你的支持。一定要给够，但是也不要过多。
5. 绝对不要从联盟口袋里往外拿钱给人民。这意味着任何改革如果伤害到联盟的利益就很难进行。凯撒大帝曾经想这么做，结果遇刺身亡。历史上变法者常常以失败告终。

也就是说领导人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通过税收、卖资源或者外国援助拿到钱，用一部分钱把联盟喂饱，剩下的大可自己享受— 或者，如果是好的领导人的话，也可以拿来为人民某点福利。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既然联盟必须拿到回报，而警察又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力量，为什么独裁国家的警察工资反而都比较低？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对领导人来说纵容警察腐败是比直接给他们发钱更方便的回报办法。

联盟是领导人的真正支持者，但由于其掌握推翻领导人的手段，他们也是领导人的最大敌人。领导人对付联盟，除了必须收买之外，还有一个用外人替换的手段。路易十四继位初期联盟里的贵族都不是自己人，他的做法就是扩大名义选民，给外人进入政治和军事核心圈子的机会，用新贵族替代旧贵族，甚至把旧贵族关进凡尔赛宫，使这帮人的富贵只能依靠他。对领导人来说，联盟成员的能力不重要甚至反而有害，忠诚才是最重要的。朱元璋为什么要屠戮功臣？就是要削弱联盟的能力，同时证明联盟成员是可替换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中国皇帝的统治之所以稳定，一个很大原因就是通过科举制度扩大了名义选民，让功臣和贵族始终保持一定的不安全感。

联盟和名义选民的相对大小关系，是政治格局的关键。有没有投票选举，有没有自由媒体，有没有三权分立，有没有监督机制，都是细节而已。只有当联盟人数足够多，成功的民主政治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联盟人数少，哪怕在民主国家也会发生独裁式腐败。此书中有个好例子。美国加州贝尔市人口不足四万，经济很差，然而其市长却给自己定了个78万美元的高年薪，其市政委员会成员年薪也有10万— 要知道洛杉矶市长年薪才20万，美国总统才40万，其它地方的市政委员会工资不过每年几千而已。贝尔市长能做到这些，恰恰是其成功设计了一场参加人数很少的投票，把贝尔市从普通城市变成“宪章城市”。这意味着很多事情可以关起门通过少数几个联盟成员自己做。

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都是小联盟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都很腐败，而且它们的主席都能在任很长时间。国际奥委会总共只有115个委员席位，重大决定只需要赢58票。这意味着只要收买少数委员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投票结果，而众所周知奥委会委员在决定奥运举办城市时的确会接受贿赂。据BBC估计现在贿赂奥委会委员的总价码大约不过才一千万美元。国际足联更腐败，你只需要13票！所以贿赂他们一个人需要的钱就更多，据报道有一个委员的亲口开价是单人八百万美元。也只有腐败，才能解释把世界杯主办权交给卡塔尔这样的荒谬决定。其实消除腐败的办法很简单：扩大联盟人数。比如可以给全体奥运会运动员投票权，不过奥委会主席是不会赞成这个建议的。

上市公司虽然有广大的小股东（名义选民），但是董事会往往只有十几个人。联盟人数极少，对CEO来说是一个容易形成独裁的局面。一般人可能想象CEO的工资应该跟他的业绩密切相关，而据《经济学人》2012年报道的最新统计，CEO工资跟业绩根本没关系！事实上，CEO的最佳策略不是搞业绩而是搞政治。他们必须在董事会安插自己的人马，研究表明越是在董事会有亲信的CEO，他们的在位时间就越长。比如惠普女CEO Carly Fiorina因为行事高调和错误收购康柏，现在已经成了IT史上的笑话，但是她在任内做的每个动作都符合权力规则。Fiorina一上台就不断在董事会排除异己，减少联盟人数。而她不顾市场反对坚决收购康柏，正是为了扩大名义选民，进一步冲淡董事会中对自己的反对势力。然后她给新的董事会加薪，正是收买联盟。当然最后因为惠普的业绩实在太差，股价一跌再跌，Fiorina任职六年后被迫在2005年下台。就是这样她仍然得到一笔巨额遣散费。其实Fiorina被赶下台的关键还是董事们都有股票，他们对股价的关心最终胜过了对Fiorina“喜爱”。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倘若惠普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国家，也许Fiorina就会在领导人的位置上一直干下去。

那么在人民享有广泛的投票权，联盟人数理论上可以达到全体选民的一半的民主国家，权力规则是否还起作用呢？答案是民主国家领导人与独裁国家领导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必须优先保证自己铁杆支持者的利益。

Bueno de Mesquita提出，当我们谈论民主政治的时候必须了解一点：所谓“国家利益”，其实是个幻觉。国家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并没有自己的利益 — 是国家中的不同人群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政客们无非是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而已。因为联盟人数太多，民主国家领导人没有办法直接用钱收买联盟，但是可以给政策。以美国大选为例，奥巴马的铁杆支持者就是穷人，以西裔和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和女人。那么他当选后就一定要把大量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加强医保和社区服务。最近罗姆尼败选后就此大大抱怨，但是罗姆尼当选也得回报自己的支持者。美国政界常见的“专项拨款（earmark）”和“猪肉桶（pork barrel）”现象，就是政客回报自己选区的特定选民的手段。《独裁者手册》列举了权力规则在民主国家美国的种种体现：搞集团投票（block voting），国会选举要划分选区，就是为了减少联盟人数；民主党倾向于增加移民并给非法移民大赦，就是要扩大名义选民；两党都特别重视税法，就是要控制钱；民主党搞福利，共和党支持把大量研究经费投入到疑难杂症等往往只对富人有利的研究，就是为了回报各自的联盟；共和党反对给富人加税和医保改革，就是因为绝对不能动自己联盟的利益。美国以外，种种选举中的政治手段也是屡见不鲜。在新加波不给李光耀的党投票的选区的住房计划会被削减；有些国家存在直接买票的情况，而更高级的做法则是哪个村子投给我的票最多，我当选之后就给哪个村修条路。

有这么一帮人，他们相信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真心热爱民主，希望能借助外国力量推动国内的民主。这帮人太天真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确要取悦人民，但仅限于其本国的人民。事实上，民主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处处受限，但在对外政策上却可以像独裁者一样行事。美国总统爱说美国要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而此书指出，这全是胡扯。美国对外政治的唯一原则是确保美国人的利益。为此美国要求外国政府施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这有两个办法，不常见的办法是战争，常见的办法则是对外“援助”。

2010年，女经济学家Dambisa Moyo出了一本书，Dead Aid（《援助已死》），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发达国家对非洲的种种所谓援助，根本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援助金额和物资被当地独裁者占有，他们正好可以用这笔收入回报联盟。你想给独裁国家饥民提供直接援助，该国政府会首先要求你交税。然而明知援助无效的情况下，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仍然要继续提供援助呢？因为援助的目的本来就是收买独裁政府。援助其实就是一个幌子，就好像以对方小孩上大学为名义的行贿一样，你要当真去考察这钱是不是交了学费就荒唐了。美国曾经通过对埃及援助来促成埃以和谈，埃及政府拿了钱办了事却并未在本国宣传美国的好，埃及老百姓反而更恨美国了。

Bueno de Mesquita使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证明，越是联盟人数少的国家，它的政府就越容易被收买，因为收买少数人花不了多少钱。同样一笔钱投给民主国家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投给独裁国家却可以立即让该国政策发生一个改变 — 所以越是独裁国家，越容易出内奸。给一个独裁国家援助，等于帮着独裁者收买联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此书介绍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统计发现那些当选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国家，在其任期内，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都变的更落后了！为什么？因为更大的发言权可以换来更多援助！很明显，这个安理会效应在独裁国家更强。

从容易收买的角度看，美国领导人更喜欢独裁的外国政府。最近一系列非洲国家民主化以后给美国带来了很大麻烦。在历史上如果一个民选的外国政府对美国人不利，美国甚至可能直接出兵干掉这个民主政府，然后换上一个独裁傀儡，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有人可能会说难道美国人民不喜欢推行民主么？没错，但这种喜欢仅限于口头说说，如果你要让他们拿自己的利益换别人的民主，那就不干了。《独裁者手册》生动地说，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government of, by, and for the people at home。

尽管此书对美式民主的弊端多有披露，有人对此书的一个批评仍然是其大大美化了美国的民主，而且高估了美国胜利联盟的人数。有研究表明很多美国选民的意志并没有在获胜后得到体现。但不论如何，这本书的基础论述是可取的。在我看来此书并没有把民主神圣化，它只是用一个有点愤世嫉俗的态度告诉读者，独裁体制收买少数人，民主体制收买多数人，本质都是收买。

我读此书的一个突出感受是民主的本质就是让老百姓过好当前的小日子，而不要谈什么长远目标和伟大理想。有人认为民主是一个手段，其实民主本身就是目的。书中列举好几个研究数据，说明在相似经济发展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教育与医疗水平，地震等自然灾害死亡人数，都明显优于独裁国家。一个有意思的统计是越是独裁国家，从首都机场机场到首都市区的公路修得就越直，因为独裁国家征地容易。

我们甚至可以说民主制度就是一种以满足人民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福利制度。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就是所有政府都乐意借钱，因为借钱可以自己花，还钱则是下届政府的事。而且就算你不借钱，你的竞争者也会借钱，还不如你借了钱，给政府负债，反而让竞争者不好接手。政府借来钱不必生利，直接分给联盟收买人心就行。唯一能限制独裁政府借钱的是别人愿意借给他多少钱。唯一能限制民主政府借钱的是他万一还不上债会被降低信用等级。本来经济增长的时候正好还债，但西方政府没有这么做，他们有钱了也不还。当一个政客批评别的政客不顾国家长远利益借钱花，他的实际意思是说怎么这钱不是我借的！

尽管民主也有很多弊端，它仍然比独裁强得多，绝大多数人恐怕还是宁可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民主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政府必须是人民纳税养活的。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石油之类的自然资源，独裁者只需把这个资源控制在手里就能确保足够的收入去喂饱联盟，那么他就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什么民主。我们现在看缅甸似乎有民主化的迹象，但是按此书分析，缅甸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军政府靠卖资源就能获得巨大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想搞民主很难。只有在国家收入必须依赖税收的情况下，独裁者为了获得收入才有可能给人民更多自由，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俄罗斯现在民主程度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石油涨价了。此书甚至设想如果当年石油也有这么贵，可能戈尔巴乔夫根本没必要搞改革。

实行民主的另一个条件是最好在这个国家的建政之初，联盟的人数就比较大。有人把华盛顿施行民主而不称帝归结于他的个人美德，这是大错特错，其实华盛顿哪有称帝的资本！美国建国靠的军事力量本身就是各州组成的一个联盟，根本不是谁一家独大的局面。

那么现在世界上这些独裁国家，怎样才能过渡到民主呢？一个常见的论点是认为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这个论点的逻辑是说经济发展必然会让人民变得更加自由，而富裕和自由的人民必然会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此书对这个论点不屑一顾。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其政府的收入也会上升，领导人手里有足够多的钱可以很好地安抚联盟，他日子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搞民主？历史的经验表明反而是一个国家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乃至于领导人没钱了按不住联盟的时候，这个国家更有可能突然实行民主。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危机的时候借给独裁者钱，等于帮他维持统治。为什么几年前埃及发生了革命？此书提出这是因为军队没有像以往一样镇压上街群众。而军队之所以旁观是因为穆巴拉克没钱了，联盟感到他已经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穆巴拉克之所以没钱，则是因为正好在经济不行的时刻美国减少了对埃及援助。

归根结底，民主的本质不是选举，而是联盟人数多。所以民主化的根本办法就是扩大联盟人数。但是这一点不能指望领导人，因为根据权利规则，领导人在任何情况下希望的都是减少联盟人数。而另一方面名义选民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希望扩大联盟人数。真正能让联盟扩大的，其实是联盟本身。独裁国家的联盟成员本来是不希望联盟扩大的，因为联盟人数越少，每个人能得到的利益就越大。然而人数少也意味着存在不安全感，领导人可以随时替换他们，这还不算在政权更迭的时刻联盟本身能不能继续存在都成问题。这样联盟有可能会乐意增加人数来换取安全感。我们看有人评价前苏联解体是《来自上层的革命》，也许就是这个机制起的作用。

《独裁者手册》进一步使用了一个相当简陋的数学模型来说明如果联盟人数继续增加，他们反而会因为这个增加而获得经济上的好处。这个模型是这么算的：联盟人数增加意味着国家更民主，于是税率会降低，于是人民会更加乐意工作，于是经济增长，于是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在我看来这个模型相当不可靠，单说“民主国家税率低”这个论点，就让欧洲那些高福利国家情何以堪。

我想，经济发展带来民主这个论点还是有道理的。正如去年出版的The Rational Optimist（《理性乐观派》）这本大肆鼓吹商品交换带来人类一切好处的书所论证的，所谓民主和法治这些东西，并非是哪个强人自上而下赐予人民的，而是人民在市场交换过程中互相磨合和演化出来的。随着经济发展，国家中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敢于要求更多权利的人来。这些人如果足够多，他们将是所有政党都必须争取的对象。

他们想加入胜利联盟！…

现在搞社会科学越来越流行做实验拿数据说话，行为经济学家更是如此。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在校园里拿大学生当受试者，但1月14日这期《经济学人》报道的这个实验有所不同：多伦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两个经济学家跑到中国的一个生产电子产品的工厂，拿中国工人做了一次实验。

在一周开始的时候，这个工厂的某些工人被告知，如果你们能完成本周的生产任务，将获得80元的奖金。而另一些工人则被告知，本周你们有80元奖金，但是如果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就会失去这笔奖金。

不都是完成任务多拿80块钱么？但是有区别。在第二组工人看来，80元钱已经是自己的了，关键词是“失去”。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定律，叫做 loss aversion，损失规避。人，总是害怕失去胜过爱好得到。我曾经写过一篇《不买彩票买保险？》说的是类似的现象。实验结果果然不出所料，第二组工人完成任务的情况更好。我不知道这个实验在学术上有什么新意，也许工厂获得的教训应该是全面提高员工工资，然后一旦完不成任务就扣钱。

但本文要说的是，这个实验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媒体的政治时事版上全是坏消息。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损失规避现象。人们为什么这样害怕损失？对这个问题，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就都不行了，得神经科学家出手。

我们看 The Big Bang Theory 电视剧，其中 Leonard 的妈妈就是个神经科学家，在电视剧里面她很喜欢给人做脑成像图。真正的神经学家也是如此。如果是让神经科学家去做上面那个实验，那么每个工人就都会一边做核磁共振一边思考这80块钱奖金。

How We Decide 这本书就是神经科学家写的，此书中描写了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人员递给受试者50美元（在美国做实验一出手就是50美元，去中国做一个星期才80人民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第一个实验要去中国做），受试者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赌一把，赌局的概率是有40%的机会可以把50元都拿走，60%的机会一分都拿不到。另一个选择是不赌，直接拿其中20元走人。实验结果是大多数人选择直接拿20元走人，只有42%的人选择冒险。

与中国工人的实验类似，如果第二个选择换个说法：改成“直接损失30元”，则62%的人选择赌。典型的损失规避。

但这个实验的关键之处是当受试者权衡选择的时候，实验人员正在用核磁共振观察他们的大脑！他们发现，在跟第二组实验受试者说”损失”的时候，他们大脑中的一个特定区域，amygdala（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也许叫扁桃体区）杏仁核体，兴奋了。这个区域的特点是一旦兴奋就会产生一种负面的感情。

人们怕的不是损失，而是这种负面感情。

负面感情比正面感情对人的影响大。正如这些损失规避实验所揭示的，人们对负面感情的重视程度总是超过正面感情。心理学对这个更一般的现象也有个名词，叫 negativity bias，我不知道这个术语的标准翻译是什么，姑且称之为负面偏见。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损失规避是负面偏见的一种，也有人认为二者不应混淆。我猜测，如果从脑成像角度去看，很可能二者就是一回事，都是大脑中某个区域兴奋而产生了负面的感情。

也就是说坏比好重要。负面偏见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如果向你介绍一位陌生人的时候同时告诉你一条他的优点和一条他的缺点，你更容易用缺点去记住这个人。也许你曾经多次帮一个朋友的忙，他觉得理所当然；一旦你有一次没有帮他，他可能会非常生气。

据说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假设给杀人犯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他们去英勇地救人，请问你认为一个杀过一个人的杀人犯要救多少人才能弥补他的罪过呢？调查结果是平均要求救25个人！

一个更常见的现象也许是批评和表扬。比如你写一篇博客，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最多也就是在 Google Reader 标记一下而已，也可能什么都不做。而不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则更可能采取行动，要发表一番评论。愤怒出诗人。

这样一来读者的负面偏见很可能会造成博客上更容易出现负面的评论。但博客的作者可能也有负面偏见，表扬的评论可能他不在意，而批评的评论他可能很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结果就不太好看了。

为什么自由媒体的时政版全是负面消息？为什么专栏作家都爱写批评文章？并不是因为读者“喜欢”看坏消息，喜欢看政府的笑话。而是因为读者认为坏消息比好消息“重要”。武广高铁通车，是个显然的好消息。中国国内“不自由”的媒体上全是叫好的声音，中国国内“较自由”的媒体上全是票价过高和“被高铁”的声音，倒是外国媒体的报道反而跟国内“不自由”媒体的声音相似。为什么？因为中国高铁通车对某些国家来说是个可以用来批评自己政府没效率的“坏消息”。

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办呢？一个成熟的政府应该理解这些坏消息和批评声音其实跟电视剧里都是爱情故事一样，是一种偏见。他们反对你做的这件事，不见得反对你的全部。一个成熟的读者看报纸的时候也应该理解专栏作家的“坏”毛病。这个国家有毛病，不等于这个国家没前途。

一个聪明的人，不会被自己的扁桃体区杏仁核绑架。…

可能是为了暗示他们也会跟普通人聊天，或者出租车司机是他们唯一有机会与之聊天的普通人，中国文化人都喜欢引用出租车司机的话。与一般人写文章都是称赞出租车司机的口才和见识不同，这期《南方周末》上梁文道的文章《爱国不忘爱己》，描写了一个“逻辑奇怪”的出租车司机：

那位司机从沿途不断的收费站开始骂起，最后数到公费开销的浪费与贪官派人截访无告民众的可恶，这社会几乎没有一件事能令他满意，自己则处处受到不公的待遇。但奇怪的是，话锋一转，他居然盼望政府早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还说要是美国胆敢介入，就要迎头痛击，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世界第一强国。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为什么还这样爱国？梁文道说，“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直不大明白平民百姓的爱国热情究竟是怎么回事”。爱国似乎是一种非理性的愚蠢行为。但梁文道有一个比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更好的理论。他举了二战时期日本的例子，认为爱国其实是为了获得一点尊严。“融入大我的崇高可以消弭个人生活上那微不足道的缺陷。”然后梁文道表示自己“同情地理解这种尊严的追求”，但仍然希望他们最好还是能先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再说。

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些在生活中很有尊严的人也爱国。实际上，有统计表明（Super Freakonomics），最爱国的那些人，也就是那些参加革命的人，那些选举的时候出来排队投票的人，和那些参加恐怖组织的人一样，并非来自社会底层。大多数黑社会成员出身于贫寒家庭。大多数罪犯出身于社会底层。但大多数最爱国的人出身于社会中层。他们往往受过平均程度以上的教育。他们不缺尊严。实际上，美国的爱国者比例绝对不比中国少。

一个不走运的出租车司机不见得是最爱国的人，但他也爱国，而且原因跟别人没有什么区别。爱国是人的一种本能。现在我来分析一下爱国心理学。

爱国心理起源于“认同感”心理，Identity 心理。美国德克萨斯州曾经一度被公路上被开车者从车中乱扔出来的垃圾所困扰。政府想了各种办法，比如说罚款，后来又在电视里播放教育人们爱护环境的公益广告，但是都不好使。德州的人都很有牛仔精神，认为跟警察对着干很酷，而且可能还认为女人才担心环境。最后起作用的公益广告，它的广告词是这样的：“真正的德克萨斯人不开车扔东西”。（此故事来自 Made to Stick 一书。）

也就是说这个广告跟论坛上“中国人必看”，“是中国人就顶”这种标题党一样，利用了德州人以自己是德州人为荣的这个心理。人们就是这样不讲理地以自己的身份认同为荣。

爱国思想的本质其实就是民族优越感，英文文言文叫做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非理性的么？这个心理学家可能不好解释的问题，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解释。

Brookings Institute 的 Ross Hammond 和密西根大学的 Robert Axelrod 在2006年做的这个模拟实验，现在已经成了学术界的经典。实验用计算机模拟一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这些人每天随机地交往。交往的规则是如果双方都合作，那么双方都受益，但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欺骗对方来使自己得到更多好处。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交往都面临囚徒困境。如果每个人都没有任何信息来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信任，那么显然这个社会的一切交往都只能靠运气。

有意思的部分是这样的。程序完全随机地把全体人员分为四组，然后给每组人“刷”上一身颜色。设定其中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选择一个策略，利用这个策略来判断自己到底是选择合作还是欺骗一个人。同时，每个人都可以借鉴学习别人的成功策略，这样好的策略可以流传开来。可供选择的信任策略包括，
– 1. 完全随机地决定合作还是欺骗
– 2. 与跟自己颜色相同的人合作，欺骗跟自己颜色不同的人
– 3. 与跟自己颜色不同的人合作，欺骗跟自己颜色相同的人

实验结果是这个本来随机的颜色划分的确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族群。一开始可能是几个同一颜色又恰好采用第二条策略的人偶然凑在了一起，他们这个小组因为总是互相合作而受益了。然后其他人会学习这个策略并加入这个小组，这样小组就会越来越壮大。只有这第二个策略会导致这种正反馈。最终，哪怕是那些采取“民族虚无主义”，也就是第一个策略的人，也混得不行了。

这个实验相对于真实世界显然是特别简化的。但它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民族优越感其实就是一个促进合作的机制。如果你在淘宝买东西，一家店主表示自己很爱中国，另一家店主表示自己不爱中国，而你恰好是个中国人，请问你更信任哪家店呢？

多年进化的结果，这种合作与欺骗的爱国算计很可能已经进入人的潜意识，成为感情的一部分，甚至变成了一种原始的冲动。当我看到中国队跟别国比赛，我本能地就支持中国队。这跟崇高可能没什么关系，就好像看到美女产生的原始冲动一样。

现在回到那个被梁文道“同情”的出租车司机。在这里，文人“奇怪”他的原因可能不是他希望打台湾，而是因为他在国家对不起他的情况下还爱国。但科学事实是爱国是一种原始冲动，跟国家对不对得起自己没关系。这就好比说爱不爱美女跟自己想不想要孩子没关系一样。

正如美女令我们产生的原始冲动有可能导致犯罪，爱国这种原始冲动也有可能导致军国主义和种族歧视。但是你不能说爱国很奇怪，正如你不能说喜欢美女很奇怪。

在这个连同性恋都理直气壮的时代，爱国有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呢？…

民主带来和平这个观念，在西方政治思维中已经深入人心到了如此的程度，仿佛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就好比丛林中的动物：民主国家就好比是形象阳光的食草动物，而总数不多的非民主国家就好象阴险的食肉动物。

食草动物之间虽然也有猜忌，但大体上是信任的。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详细一个国家的政府只要是民选的，其媒体只要是自由的，那么其政府决策必然是透明的，就 不至于冷不防对别国发动攻击。而且同是透明的两个政府之间交朋友必然要容易得多。所以在现代国际社会之中，民主不民主这个标签绝对是第一位的敌友划分标 准。

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跟食肉动物一样，其本身的存在对食草动物就是一种威胁，所以西方潜意识之中的一个本能反应，就是有朝一日一定要把你变成食草动物。所谓推行民主，所谓颜色革命，大体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既然西方政治认为民主等于和平，那么又怎么解释美国对别国发动战争呢？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另一个原则了，那就是强权。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混，到底追求什么？中国的政治学教科书可能会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追求和平和发展，追求跟别国共赢。但美国的政治学教科书绝对不是这么说的。美国的教科书说，国际政治追求的东西不是别的，是 power。

这个 power 具体到底指什么呢？我看过最简单明了的答案是 Robert Kagan 在《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给的定义：
『Power is the ability to get others to do what you want and prevent them from doing what you don’t want. 』
强权就是让别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并且不让他们做你不想让他们做的事。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追求就是控制别的国家，让他们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这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定律。

我说这是一个基本定律，这是因为“控制别的国家”这个欲望是如此的潜移默化，已经成了国际政治上的一种本能。有时候你也不见得说得清为什么非控制人家不 可，但你本能地就想对别国拥有控制权。大国本能地争夺对小国的控制权，而小国则只有被控制的份儿。什么“他是一个混蛋但他是我们的混蛋”理论，就是这种控 制本能的表现。

官场斗争首先讲“你是谁的人”，国际斗争首先讲这个地区是谁的后院，这个小国是谁的跟班。

所谓国际政治斗争，归根结底就是“民主标签原则”和“强权控制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它的一切考虑都是次要的。比如西方政治的两大派系，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别的问题上大有分歧，但在这两个大原则上则是一致的。

注意这两个原则有时候可能会发生冲突。比如说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想自己完全独立自主，不听你美国控制，美国是拿他当朋友呢，还是当敌人？如果这个国家很小，那么美国的选择必然是“强权控制原则”优先。

再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愿意被美国控制，但是是一个极权国家，也就是说是“美国的混蛋”，那么美国是否就会把它当朋友呢？答案是“民主标签原则”永远有 效。没有民主标签的国家永远都不会成为有这个标签的国家的真正朋友。这就好比说食草动物永远都不会跟食肉动物交朋友一样，尽管这个所谓的“食草动物”，其 实一点都不比食肉动物老实。

其实“民主标签原则”和“强权控制原则”这两个原则的背后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则，用吴思的句式应该叫 “元规则”，这个元规则就是“安全第一原则”。在这个丛林世界混，安全是第一位的。相比之下，利益就不是第一位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只能算说对了一半。其实一个国家也没有永远的利益，今天你的利益在这里，明天你的利益可能在那里，只有对安全的需求才是永远的。

强权原则的教父是芝加哥大学教授 Hans J. Morgenthau, 中国翻译成摩根索。每一个美国政治学者都学习过他的经典著作，《Politics Among Nations》，正是这本书直接左右美国的政治世界观。

摩根索的根本见解是世界是怎么运行的呢？古代人相信世界依赖神的意志运行。马克思认为世界运行有一个必然规律，历史服从这个大规律。而摩根索认为这些与 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一厢情愿的信仰。摩根索的理论排除意识形态，被称为“realistic”理论，一切以实用为本。他指出所谓国际政治，无非是国家对 权力的理性追求，并给出了一系列这种权利斗争的“物理定律”。他说：
『In the end, for men and nations alike, only one instinct matters: the twitch toward mastery of others.』一切的一切归结于要控制别人！

这就是西方政客的世界观。一切行动从这两个原则出发，其它都是扯淡。因此要想理解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所作所为，必须深刻理解这两个原则和其深远的影响。

最后，如果我们跳出西方的思维方式，从一个完全客观的角度去看问题，那么这两个原则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很多人认为是错的。用民主标签给国家分类和非黑即 白有什么区别？未来社会，也许“控制论”因该让位于合作论了吧。基辛格曾经在哈佛大学任教，在他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今天我们两个说的东西几乎在 每个方面都与我在哈佛教的那些东西相反！

原则都是用来违反的。但是如果我们都不理解这些原则，我们又怎么能谈论违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