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嘻之

诸葛亮舌战群儒是三国演义中一个深受欢迎的情节，历来被视为正面经典，甚至入选过中学和大学语文课本，还要求学生学习其中的论辩方法。这段故事并非历史事实，而是罗贯中的虚构，目的当然是想突出诸葛亮的智慧形象。但是站在今天的视角看来，这个形象其实并不怎么样。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段书表现了小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糟粕，根本不应该推广学习。

诸葛亮前往江东是为了说服孙权抗曹。这一仗打还是不打，正确的讨论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推演各种选择的最可能结局，利弊分析，再作出决策。但舌战群儒这场辩论的主题却并不是打不打，而是一见面首先想要从气势上压过对方一头。文人这种玩法，就如同两军列阵的这个时间段派几个斥候先对决一番，重要的不是死伤多少，而是面子问题。

而这场群嘲般的辩论中诸葛亮虽然处处占上风，但是显然未能取得东吴群儒的认同，反而拉了仇恨，对抗曹大业并无帮助。其实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争论恐怕也是如此。Nassim Nicholas Taleb 在 The Bed of Procrustes 这本书里有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想赢，一种人想赢得争论 — 他们从来都不是同一种人。

本文分析这场辩论中使用的技术。研究这些技术并不是为了武装自己跟人争论，而是因为这些技术非常有代表性，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它们的影子。真正的三国人物必不如此，但很多后世无良文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

这些技术的核心追求，不是证明对方说的结论不对，而是证明对方这个“人”，或者对方所代表的势力，不行。表面上说具体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说人。这种“以人为本”可能是中国文人最坏的毛病。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要否定这个人主张的一件事，你最好先否定这个人。你要想否定这个人，又只需列举他做的某个小小的坏事。争论的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把对方全面贬低。这不是切磋武艺，这是打仗。

我认为舌战群儒的技术一共就三招，按使用优先级顺序如下。

1）列举事实证据，暗示对方能力不行

人出来混无非靠两点：人格和能力。中国传统上对一般人的道德要求远远超过能力要求，最理想的结果似乎是证明我的人格境界比你高。但知识分子靠学问吃饭，往往宁可让你攻击他的人格，也不让你侮辱他的智商。所以攻击一个人要优先攻击他的能力。

成年人对话不可能一上来就说“你是个坏人”，或者“你是个笨蛋”，那是小孩骂人。一定要列举各种事实来指向这种判断，但是自己又绝不亲口说出这个判断。结论要暗示，呼之欲出而不出。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把对方过去的败绩和糗事拿出来揭短 — 不过高手是不会这么直接的，太像找茬了。

高手的做法是先恭维对方几句，把人抬上去。如果对方真顺着你给的杆爬上去了，你再质疑 — 不对啊，你这么牛，可怎么我听说你…… 这时候充分列举对方短处就显得好像学术研讨一样。

被人揭了短怎么反驳呢？在高层次对话中一般不会有人用错误事实做论据，所以我们没法反驳他列举的事实。我们只能列举新的事实，对我们有利的事实。这是防守。

每当被人揭短，一般人一定会抑制不住反击的冲动，想要立即揭对方的短。这是不对的。如果辩论这么进行下去就成了比烂，实在有辱斯文。正确做法一定要先防守，充分列举事实证明自己真有能力。防守得当，对方的形象已经是胡搅蛮缠了。反击，还意味着把自己拉到跟对手一样的层次。所以我们看到自始至终诸葛亮都是以守为主，从不主动挑人，让对方先出牌。对手受伤基本上不是因为诸葛亮打他们，而是他们被诸葛亮身上的反作用力打。

但如果对方真的出现了事实错误，哪怕是非常小的一个错误，甚至是一个与主题不相关的错误，也要立即抓住机会一棍子打死！你连事实都没搞清楚根本不配和我辩论！知识分子最怕暴露自己没知识，后面都不必辩了。

2）如果比不过事实，比境界

如果事实就是我方实力比较差，闪光点实在有限，怎么办呢？这时候就不能跟着对方思路走局限在实力对比了，得 think out of the box，比境界。我们要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把对手拉到更高的场地上再战胜他。

那件事我的确输了，可你知道我为什么输了吗？因为我不忍心，或则不屑于赢。不忍心是因为我道德高，不屑于是因为我看得远。这时候一定要率先抢占道德制高点和战略制高点，谁先跳出这个事实 box 谁占优势。

可是如果那次不论是按战略标准还是按道德标准我们都应该赢，但还是输了，这又怎么说呢？答案是我们至少参与了。我们明知这件事很难办还是去办了。我们明知打不过还是去打了。是，我们是失败了。可是我们知其不可而为之，虽败犹荣！

一旦把悲壮感建立起来，你就已经在辩论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传统上常常认为做事的动机比结果重要得多，尤其是大事，讲究“论心不论事”。人们非常同情悲壮的英雄，甚至认为他比成功者更值得尊敬。

文人写文章经常如此，往往明明是非常差的局面，他一说反而升华了。我们看官方媒体的国内灾难报道，也深得此法。哪怕事情再坏，也要突出强调我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特别要好好表现几个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给人感觉我们损失的仅仅是有限的一点点物质财富，收获的却是无限的精神财富。

一般人如果旁观文人吵架吵到这个层次，有可能会佩服得五体投地。市井小民争吵都是互相比烂越吵话题越低级，尼玛文人辩论都是越吵越高级啊！一开始还以为两人在讨论技术问题，后来感觉好像在说人品问题，最后才发现原来人家说的是哲学！

3）你别说我如何如何不堪，著名英雄xxx也曾经如此不堪

如果前面两条都没用上，被人真的证明了自己很不堪，那就只有真的比烂了。但是比烂不能跟对手比，他不配。必须找个历史上公认的牛人比，拿大人物找回面子。多知道点古今中外的名人轶事，在这能用上。

现在我们就结合《三国演义》原文来看看这三个技术在舌战群儒中的具体应用。

1. 张昭

张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东微末之士，久闻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乐，此语果有之乎？”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闻刘豫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思欲席卷荆襄。今一旦以属曹操，未审是何主见？”孔明自思：“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若不先难倒他，如何说得孙权？”遂答曰：“吾观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刘豫州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力辞之。刘琮孺子，听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别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

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违也。先生自比管、乐，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齐七十馀城：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庐之中，但笑傲风月，抱膝危坐。今既从事刘豫州，当为生灵兴利除害，剿灭乱贼。且刘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虽三尺童蒙，亦谓彪虎生翼，将见汉室复兴，曹氏即灭矣；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以为拂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在此时也。何先生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辅孤子而据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管仲、乐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见怪。”

孔明听罢，哑然而笑曰：“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吾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势尪羸已极之时也。新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暂借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至于刘琮降操，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当阳之败，豫州见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昔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此非韩信之良谋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尝累胜。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这一篇言语，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

– 张昭一上来用的就是第一个技术，而且是先把诸葛亮抬上去（自比管乐、如鱼得水）再揭短：怎么刘备得了你反而地盘还变小了呢？

– 这个是事实俱在，诸葛亮只能拔高境界：道德上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战略上别有良图。

– 但张昭不买账，继续揭短，仍然先捧后摔，列举诸葛亮种种败绩。

– 于是诸葛亮用非常长的篇幅列举种种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包括起点低、客观条件差、照顾百姓等等，以及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取得了种种胜利；

– 然后搬出古人，指出韩信也曾如此不堪，“夫信久事高皇，未尝累胜”；

– 最后用比烂反击：我至少实干，而你张昭只会空谈。

注意，在江东出场的七个谋士之中，张昭是唯一一个使用先捧后摔战术的。其他六人都是一上来就直接贬，表现比张昭差了一个档次。而诸葛亮唯一一次跟对手比烂，也是对张昭。比如后面严畯问他治何经典，诸葛亮并没有反问严畯说你又治何经典？因为他假设严酸就是个业余爱好者，只配看着别人治经典。诸葛亮和张昭二人真是惺惺相惜啊！

2. 虞翻

座上忽一人抗声问曰：“今曹公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龙骧虎视，平吞江夏，公以为何如？”孔明视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劫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虞翻冷笑曰：“军败于当阳，计穷于夏口，区区求救于人，而犹言不惧，此真大言欺人也。”孔明曰：“刘豫州以数千仁义之师，安能敌百万残暴之众？退守夏口，所以待时也。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由此论之，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虞翻不能对。

– 虞翻再次列举诸葛亮败绩揭短，与张昭不同的是他把这次辩论的关键课题点出来了：到底能不能对抗曹操。而你家可是输给曹操了啊。

– 诸葛亮先强调我方弱的客观事实，再跳出这个box跟对手比境界：我们虽然弱但是敢打，你们倒是强怎么只知道投降呢？诸葛亮一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虞翻就没招了。

3. 步骘

座间又一人问曰：“孔明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耶？”孔明视之，乃步骘也。孔明曰：“步子山以苏秦、张仪为辩士，不知苏秦、张仪亦豪杰也：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畏强凌弱、惧刀避剑之人也。君等闻曹操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请降，敢笑苏秦、张仪乎？”步骘默然无语。

– 步骘本来想的挺好，直接点出诸葛亮就是个大忽悠，想无成本忽悠江东抗曹。本来这个质疑并不太好回答，可惜步骘用错了典故！苏秦张仪在务实派看来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

– 所以诸葛亮抓住这个错误把他一棍子打死了。整个回答都是在谈苏秦张仪如何，对自己是不是来忽悠的完全回避了。

4. 薛综

忽一人问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视其人，乃薛综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汉贼也，又何必问？”综曰：“公言差矣。汉传世至今，天数将终。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归心。刘豫州不识天时，强欲与争，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乎？”孔明厉声曰：“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薛综满面羞惭，不能对答。

– 薛综说的很实在，曹操实力如何，刘备实力如何。这个实力对比是没法用任何新的事实来反驳的。

– 所以诸葛亮再次跳出 box 跟人比境界，占领道德制高点。

5. 陆绩

座上又一人应声问曰：“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孔明视之，乃陆绩也。孔明笑曰：“公非袁术座间怀橘之陆郎乎？请安坐，听吾一言。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则世为汉臣矣。今乃专权肆横，欺凌君父，是不惟无君，亦且蔑祖；不惟汉室之乱臣，亦曹氏之贼子也。刘豫州堂堂帝胄，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屦，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陆绩语塞。

– 陆绩一看诸葛亮又上境界了，那就从境界战场跟你谈。他的办法是指出刘备的出身不如曹操高贵。陆绩说的其实也对，刘备的身世的确有问题。在特别讲出身的古代，这个是好使的。

– 诸葛亮的做法是你跟我讲事实，我就跟你讲境界；你跟我讲境界，我又跟你讲事实。曹操就算生的高贵也是贼子，刘备的身份可是有皇帝认证的！

– 然后再搬出古人，刘邦出身比刘备更烂。

从陆绩开始，东吴群儒选择的辩论话题就越来越不像话了，完全变成了直接的人身攻击，实在上不了台面。

6. 严畯

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强词夺理，均非正论，不必再言。且请问孔明治何经典？”孔明视之，乃严畯也。孔明曰：“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严畯低头丧气而不能对。

– 严畯揭短揭到问对方有多少 publications 上去了。

– 诸葛亮正好来个高境界！世之腐儒才整天加自己的影响因子，我们只玩大的。

– 顺手再次用到古人，牛人之牛，根本不是用 H-index 衡量的。

7. 程德枢

忽又一人大声曰：“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孔明视其人，乃汝南程德枢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杨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程德枢不能对。

- 程德枢的质问基本上等于重复了严畯的意思，有点冲动了。但是这非常正常，任何人听了诸葛亮刚才那一番话都会有这个必然反应：大哥你太狂了吧？殊不知这等于是给诸葛亮捧哏呢。

– 于是诸葛亮提出了至今让我每次读到都肃然起敬的一个理论：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每当读到这里我都感慨诸葛亮的境界实在太高了！原来读书还有这么读的！只觉得一股英雄之气弥漫在整个书房。

问题是诸葛亮回答了“你到底是不是个大忽悠”这个问题没有？始终没有。你问他这句话是不是忽悠，他的用一个更大的忽悠回答你。

总体来说东吴的人还是比较有品的，一旦被击中立即退出，没有死缠烂打的行为。毕竟是知识分子，不能跟市井刁民一样。我们在生活中和网络上遇到的人如果恼羞成怒，通常都会继续强词夺理下去，而且越说越烂，到最后逼得版主删帖，根本不可能让辩论过程进课本。

可是如果我们对比任何一场现代化的辩论，比如美国总统的竞选辩论，就会发现“舌战群儒”其实远远不是最好的辩论，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是一个好的辩论。尤其后面这两个技术，非常不好。我说你没有把医保问题解决好，你敢用“罗斯福也没解决好”来当挡箭牌吗？你得说点实质的东西。

最关键的一点，辩论，应该是关于议题的，而不应该是关于人的。两个男人在那比美，实在不是“君子之儒”所为啊。…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7月21日)

芦山地震，有人批评我国电视台的报道过于煽情。记者们有意刻画了太多哭泣和死者的画面，他们竟试图采访一个还在被废墟压着的人，甚至还想直播帐篷里正在进行的手术。你这是报道灾情呢还是拍电视剧呢？

但煽情是文人的膝跳反应。日本NHK的灾难报道可以理性而专业，然而对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煽情是他们最能听懂的语言。不煽情就没有高收视率。也许更重要的是，煽情可以获得更多捐款。

在2007年发表的一个研究中，几个美国研究者以做调查为名招募了若干受试者，并在调查结束的时候发给每个受试者5美元作为报酬。不过研究者的真正目的是搞一个决策实验。这个实验的机关在于，随着5美元一同发到受试者手里的还有一封呼吁给非洲儿童捐款的募捐信。而这封信有两个版本：

– 第一个版本列举了一些详实的统计数字：马拉维有三百万儿童面临食物短缺；安哥拉三分之二的人口，也就是四百万人，被迫远离家园，等等。

– 第二个版本说你的全部捐款会给一个叫Rokia的七岁女孩。她生活在马里，家里很穷，时常挨饿，你的钱会让她生活更好一点，也许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卫生条件。

研究者问受试者愿不愿意把一部分报酬捐给非洲。结果收到第一个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1.14美元，而收到第二个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2.38美元。

据说是斯大林说的，“杀死一个人是悲剧，杀死一万个人是统计数字”。这个捐款实验证明统计数字的力量远远比不上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受试者对远在天边的国家的抽象数字没有多大兴趣，而他们对一个具体人物 — 哪怕仅仅听说了她的名字和最简单的背景，都更乐于出手相助。

在石器时代的几十万年里，甚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世界中。我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自己所属的小部落或者小村庄，很多人一生去过的地方也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我们熟悉每一个有可能打交道的人，而这些人的总数加起来也不是很多。这种生活模式对大脑的演化有巨大的影响。据英国人类学家邓巴估计，我们至今能够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也只有150个而已。 当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人、和他们具体的表情。在这些具体例子的训练下，我们的潜意识早就学会了快速判断人的真诚程度和事件的紧急程度：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一个嬉皮笑脸的名声不好的坏人，但是会借给一个窘迫不安的众所周知的好人。进化本能使我们毫不费力就可以通过人脸和情绪来作出判断。婴儿刚出生几天就能识别不同的面部表情，六个月就能识别不同的人脸，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能以相当高的准确度从两个政客的照片中找出更有能力的那个。

这种“具体思维”做各种选择的首要标准，是道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世代定居的传统中国社区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做事不是靠商业和法治，而是靠道德和礼治。在这个体系中出了案子，首先关乎的是名声和面子，而不是利益。乡绅会“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的最高理想是“无讼”，就好像足球比赛中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双方的规则，而犯规的代价不单是被罚，更是整个球队和指导员的耻辱。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首要技能的不是数学计算，而是分辨善恶美丑。也许这就是文人思维的起源：针对每个特定动作的美学评价。有时候他们管这种评价叫“价值观”，但所谓价值观无非就是给人和事贴或好或坏的标签。文人把弘扬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低端文人研究道德，高端文人研究美感。他们的原始本能使他们热爱大自然，他们赞美花、赞美蓝天、赞美山水、赞美健康的动物和异性。这些赞美会演化成艺术。可是只有刚接触艺术的人才喜欢令人愉快的东西，审美观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就觉得快乐是一种肤浅的感觉，改为欣赏愁苦了。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很难接触到什么艺术，而现代社会却能让艺术普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统计表明过去几十年流行歌曲的趋势是感情越来越忧伤和含糊。所以美学是不可能客观的，每个人都在鄙视别人低端审美观和被别人鄙视，我们在审美观的鄙视链上不断移动。文人有时候研究病态美、悲壮美、失败美等等，也许更高境界则追求各种变态美。但本质上，他们研究美。

文人对事物的议论是感叹式的。有时候他们赞美，有时候他们唾弃；有时候他们悲愤，有时候他们呼吁。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这个XXX怎么这么YYY啊！

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价值判断称为“常识”，因为这些判断本来就是从人的原始思维本能而来。

然而现代社会产生了另一种思维，却是“反常识”的。

现代社会与古代最大的不同，是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工作和休息，我们还要娱乐和社交、学习和发展、以及随时对遥远的公众事务发表意见。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以一种不直截了当的方式影响他人，然后再影响自己。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最基本的一个思想，就是好东西虽然多，你却不能都要。

你想用下班时间读书，就不能用同样的时间看电影。你不能又读书又看电影又加班又饭局，还有时间辅导孩子学习。距离工作地点近的房子通常更贵，你不能要求这个房子又大又便宜又方便。长得帅的未必挣钱多，挣钱多的很可能没那么多时间陪你。我们不得不在生活中做出各种取舍，而很多烦恼恰恰来自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取舍。古人很少有这样的烦恼，他们能有一个选择就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了。

取舍这种思维，英文有一个可能更形神兼备的词：tradeoff。两个好东西我不可能都要，那么我愿意牺牲（off）一点这个，来换取（trade）一点那个。Tradeoff是“理工科思维”的起源。讨价还价一番达成交易，这对文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无语的情境！既不美也不丑，既不值得歌颂也不值得唾弃。斤斤计较地得到一个既谈不上实现了梦想也谈不上是悲剧的结果，完全不文艺。所以文人不研究这个。

Tradeoff要求我们知道每一个事物的利弊。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事情是“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所谓“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情况下兴一利必生一弊，而利弊都不是无限大的。可是文人思维仍然停留在有点好东西就高兴的不得了的时代，习惯于无限夸大自己的情感，一边说金钱如粪土，一边说朋友值千金，一边说生命无价，一边说爱情价更高。做过利弊分析，理工科思维要求妥协，而文人总爱戏剧性的不管不顾，喜欢说不惜一切代价，喜欢看动不动就把全部筹码都押上的剧情。理工科思维要求随时根据新情况调整策略，而撒切尔夫人说她“从不转弯”—可能是因为选民爱听这个，不过她的确不爱转弯。

对自己的事物搞不好tradeoff，生活仍然可以对付着过下去。但现代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尺度上进行tradeoff。从美学角度看计划生育制度不但不美简直还灭绝人性，但是从社会角度人口暴涨的确有可能成为灾难。历史上很多国家因为人口太多而发生生产和社会退化，十八世纪的日本甚至连牛马都不用了，什么都必须用人，甚至打仗都不用枪炮直接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我们不能光考虑计划生育这个动作的美学，我们得计算这个动作的后果。而且这个计算必须随时修正，比如现在就很有必要考虑是否应该继续保留这个制度。但文人却喜欢用一个动作的“美感”来说服别人。万历皇帝想收商业税，东林党反对，而他们给出的反对理由不是收税这个动作的输出后果，而是“天子不与小民争利”！当然有人认为东林党其实代表利益集团，是故意拿道德作为借口，但这种不重知识重姿势的谈话氛围仍然令现代人震惊。

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一书，把人脑的两套思维系统称为“系统1”和“系统2”。前者自动起作用，能迅速对事物给出一个的很难被改变的第一印象；而后者费力而缓慢，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进行复杂计算，甚至我们在系统2工作的时候连瞳孔都放大了。系统2根本不是计算机的对手，没人能在百万分之一秒内计算111.61872的平方根。然而系统1却比计算机强大得多，直到2012年Google用了1.6万块处理器，才让计算机学会识别猫的脸 — 而且它肯定还不会识别表情。系统1这么快，显然是因为它在漫长的进化史中非常有用的缘故。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不会算数，甚至不会清晰地逻辑推理的人只要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坏，靠本能也能在草原上生活的不错。只有到了现代社会，他才会有大麻烦。文人思维显然是系统1的集大成者，而理工科思维则是系统2的产物。

Tradeoff要求量化输入和预计输出，这也是理工科思维的最根本方法。但人脑天生不适应抽象数字。伦敦奥运会组织者给运动员准备了15万个避孕套，竟在开幕仅仅五天之内被用完。腾讯请来梁文道、蒋方舟和阎连科三位文人对此事发表了意见。这三位都是高端文人，根本不计较道德，专门谈审美，甚至还要做一番技术分析。梁说他从来都是公开支持性产业和性工作者。蒋说拥有优秀基因就会花心。阎说中医认为以毒攻毒，性可能也是一个疏通渠道。三人说的都挺有意思，可他们怎么就不算算一万运动员五天用掉15万个，这是每天六次的水平！真正合理的解释是大部分套被运动员拿走当纪念品了。据运动员说，奥运村还真没到性晚会的程度。

文人思维天生喜爱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果再加上不爱算数，就会对世界乱担心和瞎指挥。请问在以下死亡方式中，哪种是最值得担心的？在海滩游泳被鲨鱼攻击，恐怖袭击，还是被闪电击中？直到911事件让恐怖袭击的戏份突然变大，美国媒体上曾经充斥着鲨鱼攻击的报道。而事实上美国平均每年死于鲨鱼之口的还不到一人 — 从这个角度说鹿比鲨鱼危险得多，死于开车撞上鹿的人数是前者的三百倍！一个美国人在过去五年内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只有两千万分之一，而根据《经济学人》最近提供的一个各种死法危险排名，其在一年内死于闪电击中的概率则是一千万分之一 — 闪电比恐怖分子厉害十倍！

这种担心会左右公共政策。文人可能从“是不是纯天然的”这个角度认为有机农业很美而核电很可怕，这不是一个好标准。可是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声音大到能够调动很多人感情乃至于按照他说的“常识”采取行动的地步。他们号称是“民意”的代表，但他们代表的只是未经过tradeoff的原始民意。在大多数公共问题上，常识是不好使的。资源调配即使做不到完全依赖市场，也不应该谁声音大就听谁的。

听作文的不如听论文的。以下这四件事，每个文人都想要：（1）用纯天然方法种植的有机农业；（2）保护环境；（3）取消人口控制；（4）让每一个人都吃饱穿暖。可是这四件事不可能同时做到，你必须放弃一个。有机农产品上的农药残余的确更少，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有机农业的低产量，其生产一单位食物所消耗的水和地都比化肥农业高很多，综合起来的结果是有机农业更破坏环境。产量低是个致命缺点。事实上在没有化肥的时代，人类养活不了很多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再怎么大声疾呼有机农业也没用。

“好吧，”这时候有个文人说，“我有钱我自己吃有机食物，这总可以吧？”可以。但根据2012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发表在《内医学年鉴》的一份针对过去几十年两百多项研究的总结报告，有机食物甚至并不比普通食物更健康。

现在到了用理工科思维取代文人思维的时候了。传统的的文人腔已经越来越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上，一篇正经讨论现实问题的文章总要做点计算才说的过去。

本文引用了几个最新的研究结果，但这其实是一篇一百年以前就能写出来的文章。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至今我们喊了近百年赛先生却仍然没搞清楚赛先生是干什么的。赛先生远不止是“鬼火是磷火”之类的少儿科普。他是常常违反常识，甚至可能变来变去，可是你却不得不依靠他来做出决策的硬知识。他更是有时候简单到tradeoff的一种并不“自然”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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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学。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从小到大的追求是什么？不是知识，不是经世济民，也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把自己变成比什么人都聪明的聪明人”。

我发现新语丝等科教论坛有个普遍规律。特别喜欢谈科学家八卦，对于中国科学家则尤其是喜欢分一二三四流谈排名。很多本身号称科学工作者的人，对科学家的兴趣远远大于对科学本身的兴趣。人们最关心的不是一个科学理论行不行，而是一个科学家这个人，“行不行”。

我听到对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吹捧，是我上大学时候一个教授评价杨振宁，说他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我听到对一个科学家最有创造性的攻击，是在论坛上看有人谈论饶毅，说如果全世界的顶尖生物学家都去中国开会，按排名就坐的话，等到把人民大会堂都坐满了，里面也不会有饶毅。

其实不仅仅是科学界，也不仅仅是排名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本质，就是“素质思维”。人们不但关注专业素质，更关注“综合”素质。网上吵架很少就事论事，一般人喜欢攻击对手的立场（骂人：你是精英）；而知识分子吵架，专门喜欢攻击对手的“素质”（骂人：你不是精英）。

最近钱学森去世了，像这样一个立下了那么大功劳的人物，他去世之后一大帮人给他挑毛病玩。本来，是人都有毛病，如果有一个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功劳，那么看这个人应该主要看功劳，因为毛病不稀奇。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一个人就算有再多功劳，他的任何一个小毛病都会招致大肆的攻击。几年前清华校长讲话用错“七月流火”成语，立即成为笑柄，每个知识分子都乐于讲这个笑话，仿佛这样一来就证明他实在是不如我们素质高。在这种氛围之下，有些明明是做工程的教授，非要给学生开一门“古典诗词欣赏”的选修课，就不足为奇了。

我注意到外国科学家私下也有这种“谁行谁不行”的排名思想，但没有中国这么强烈，而且一般不讨论中国知识分子所热衷的“综合素质”。这种素质思维似乎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局面？显然是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的进步意义是给平民做官的机会。靠文章评价一个人的能力，本来是一个在不可能有均等立功机会的情况下的一个尽可能公平的方便办法，但结果造就了我国的素质思维传统。

但素质其实是一个神话。请问中国最聪明，学习成绩最好的小孩，他们上大学会去哪个专业？我猜可能是数学，物理，计算机，经济金融等等，而不太可能去学农业，地质，铁路这些东西。30年前，有那个天才儿童的理想是将来造火车？有哪个奥赛金牌选手想去哈工大？

但是今天中国最拿得出手的科技成就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航天工程和高速铁路。前者是追赶到世界领先水平，后者是从2003到2008五年之内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据说现在主导中国航天的科学家平均年龄才三四十岁，我敢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来自中国最牛的五所大学。他们当年不是全国最拔尖的高中毕业生。可见是事业成就人，而不是人去成就事业。

但中国知识分子的素质思维已经根深蒂固。在众多素质之中，最受欢迎的素质是“聪明”。你可以骂一个知识分子不道德，但是你不能骂他不聪明，因为说他不聪明就等于否定他过去未来的所有存在价值。很多人奋斗一辈子，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聪明。

人们最喜欢听到的夸奖是聪明，但这种夸奖是危险的。斯坦福的社会心理学家 Carol Dweck 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找一班孩子，给每个孩子一套简单的数学题当场做。在他们完成之后教卷的同时，对其中一半的孩子，夸奖他们的智力：”You must be smart at this”；对另一半孩子，夸奖他们的努力：”You must have worked really hard”. 这样孩子被人为随机地分为了“智力组”和“努力组”。

然后第二次测试中，让孩子们自由选择是要一套更难的题目还是一套更简单的题目。结果努力组中90%的孩子选择了更难的题；而智力组中大多数孩子选择更简单的题。为什么？因为智力组的孩子要尽最大可能表现聪明，他们不能冒出错的风险。

然后第三次测试，给所有孩子一套更难的题。努力组的孩子非常喜欢这套题，努力地求解；而智力组的孩子憎恨这套题，因为题目证明他们并不聪明。

最后实验回到初始难度的测试，这一回努力组的孩子平均成绩提高了30%，而智力组的平均成绩下降了20%！这个实验是如此地令人震惊，Dweck
又重复做了五次，结果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被夸聪明简直是一种诅咒。但中国知识分子从小就被人夸聪明，有了点小成就以后就更聪明，成了院士就更不能容忍自己不聪明，在这种心态下，还能干什么事情呢？…

昨天看了一个国产新片《走着瞧》，根据小说《双驴记》改编，这个片很不错，我很喜欢。关于这个电影本身的评论和解读现在网上似乎已经很多，我只想谈其中片尾的一个细节。

片尾，男主人公和女儿一起看电视新闻。正在播出的这条报道说，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的短期记忆力超过人。画面中的黑猩猩正在做一个实验测试。电脑触摸屏上 显示一组数字，然后数字马上消失，变成小方块，而黑猩猩则能够准确无误地按照原来的数字顺序把小方块一个一个按过去。新闻在电影中只出现了很短的时间，但 我估计所有观众都看懂了这个实验。

我今天做了一点调查研究，发现这个事情是真的。下面这个视频说的就是这个实验：

我这几天一直在看一本很有意思的小书，《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这本书讲的是国际政治，反恐，和非线性动力学。此书的主题思想如何姑且不谈，其作者Joshua Cooper Ramo 的写作手法，即使是我已经看过好多本写的很巧妙的类似的书，仍然有叹为观止的感觉。其行文何止是旁征博引，他拿来说别的事儿的那些事，也都值得单独拿出来 玩味一番。全书起承转合，可谓是花团锦簇珠玉满堂。

我一看这人这么能写，就想找他还有没有别的书。一搜亚马逊，Ramo 的前两本书，其中一本书讲的居然是特技飞行。此人简历很独特：

乔舒亚·库珀·雷默是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雷默的咨询工作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商业领域，重点放在中国。拉莫 以前担任过美国时代公司编辑。他在1996年加入《时代》杂志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负责《时代》杂志的国际报道。雷默还担任过 CNN电视台国际问题分析家。他是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阿斯彭学会荣誉会员、美中年轻领导人论坛两发起人之一以及世界经济论坛明天的全球领导人会议成员。 乔舒亚还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是两项美国飞行速度记录的保持者。他一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一部分时间在美国度过。

他写的另外一本书，就是《北京共识》。据维基说，“北京共识”这个词可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了，而真正把它形成一个理论，则是 Ramo 的这本小书，实际上是一片论文。在网上可以找到此文的英文版 pdf。

其实我以前搜索北京共识的时候就看到过这篇长文，但是当时没当回事根本就没有读。现在我很后悔没有在2004此文刚刚出版的时候就读到它。之前看过几本 写中国现状的英文书，感觉是中国的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至于那些书从出版之日起就已经过时了。那么这本2004年的小书到今天还值得一读么？我认为非常值得 读！

此文虽然号称是论文，但其行文风格，整个的构思都跟今天这本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是一个路数。作者似乎非常喜欢物理学，爱拿物理学说事。我不禁想到，如果有人搜索“中国物理学”，搞不好会搜到这篇政治文章。文章的观点，到今天，作为一 个中国人读，也感到极其新颖，我很钦佩。

这么有意思的一篇论文为什么一直没在中文网络上流行呢？我发现根本原因是翻译问题。如果 在 google 搜索“北京共识”，第一个链接就是新华社《参考资料》编辑部翻译的这篇论文，也可能因为 Ramo 据说是清华教授，清华的另一个教授崔之元还给了校对。我发现这篇翻译简直是一塌糊涂。以至于如果只看译文，可能没人能理解作者到底说了什么。

译文第一段中的几句：

（第谷）在1572年和1577年所进行的两次观察改变了天文学理论。第一次他发现一颗仙后座新星，第二次他观察一颗彗星的移动轨迹。这两个天体无可 争议地比月亮高得多，这一事实证明天空并不象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永远是以地球为中心进行划分的。此外，他还得出结论，如果彗星是在天穹，那么 它们肯定要在天穹移动。这就打破了以前认为行星在无形的天空中运行的观念。

请问谁能看明白第谷到底到底发现了什么？

我们再看英文原文：

In 1572 and 1577 he made two observations that
changed science – the first was of a new star, the second of a comet.
Both objects were indisputably higher than the moon, a fact that
demonstrated that the heavens were not, as philosophers as far back
as Aristotle had argued, immutably divided from the earth. Further,
he concluded, if the comets were in the heavens, they must move
through the heavens. That demolished the old idea that the planets
moved on invisible spheres.

实际意思是，早先的哲学家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在地球之外很远的地方，天空是一层一层的以地球为中心的球面。那些星星都在各自的球面上运行，也就是 说，当它们运行的时候，他们是严格地以地球为中心运行。这是一个最严格的地球中心论。而第谷对于新星和彗星的观测表明，有些遥远星体居然有“跨球面”（关 键词是 through）运动，这就否定了“极端严格地球中心论”。

如果说翻译者不懂物理可以理解，那么下面的不恰当翻译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第二段：

…… 要么跟中国密切接触以影响它的崛起方向，要么努力遏制中国使它不能获得超过目前全球实力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的实力

什么意思？
英文原文：

the next 20 years must be devoted to either
engaging China to shape its rise or working to contain the country
so it doesn’t acquire more power than the current global power
leaders.

实际意思是说我们或者让中国自己控制自己，或者我们干脆直接遏制，反正不能让中国将来获得比当前的世界强国更强的力量。

第三段：

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

什么意思？
英文原文：

China’s rise is already 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by introducing a
new physics of development and power.

实际意思是说，中国已经在改变国际秩序了（所以前文说的有人担心中国20年后影响世界，是可笑的），而他们的“发展”手段和对“实力”的追求，是全新的（也就是说不能用其他国家崛起的眼观去观察和判断中国）。

难道说英文可能真的比中文严格，更适合写论文么？

最后，我虽然看不上别人的翻译，但我自己并不会翻译，我只会“解释”。翻译是多么困难的工作啊。可见教育部要求考研必须过英语是个英明的决定，哪怕你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你不会英语行么？…

– 有一个多年的秘密，现在世界上只有最多四个人知道
– 这四个人都是睿智的老人
– 一个神秘组织委派一个变态但是高效的杀手，去一一审问并杀死这四个人
– 小说从杀人现场开始
– 小说开始的时候，杀手正在审问其中一个老人
– 结果被杀的这个老人，已经基本上是最后一个了
– 他死之前，以某种形式呼唤了男主角的名字
– 男主角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中年大学教授，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会被呼唤，因为他们并不熟
– 男主角赶来，结果被官方误认为是凶手
– 男主角拒绝解释，开始逃亡
– 他逃亡的路上遇到了美丽而聪明的女主角
– 女主角的确聪明，实际上她是理工科，而男主角是文科
– 他们被正邪两道同时追杀，但是怎么也追不上
– 一开始他们不相信这个秘密，后来慢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 他们逃亡的路上遇到了一位睿智的大师
– 而这位大师的身份，绝非他们所知的那么简单
– 故事结局，古老的秘密没有公之于众
– 但是那个秘密有一位血缘意义上的后人
– 书中对地点和景物的描写基本上是精确的
– 书中对技术问题的描写基本上是准确的
– 书中的执法者，警察或者FBI，跟傻子一样

以上是我总结的『丹布朗模板』。这显然是《达芬奇密码》的套路，之所以称之为模板，因为现在有另外一本小说，《Final Theory:Ａ Novel》，其剧情完全符合上面说的这个套路。

这算是赤裸裸的抄袭么？也许作家们对悬念小说的研究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境界，他们发现所有最好的悬念小说收敛于这么一个模板。

我可能已经将近两年没有捧着一本小说看了，但是今年某一期科学美国人杂志介绍了这本小说（此书作者 Mark Alpert 正是科学美国人编辑）。这本书说的秘密，是爱因斯坦最终成功发现了统一场理论。但是他害怕人类再用这个理论去制造更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于是选择不公开 发表这个理论。最后他的几个学生，其中一人可能是他的私生子，获知或者部分获知了此理论，以便传下去。我只读了前面187页就实在不想读了。后面的内容大 概翻了一下，基本上就是这样。

对我来说，达芬奇密码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情节，而是书中对基督教的”揭露”。此书引起了巨大争 议，那些信教的人都说教会不让他们读。我当初读的时候甚至产生了一种雪夜读禁书的感觉。《密码》几乎是两条线，一条是情节线，一条则是揭示基督教”秘密” 的线。情节本身其实没什么。《密码》的背后，是《Holy Blood, Holy Grail》提供的技术支持。布朗最成功的一点，似乎在于把HBHG的内容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

而这本《Final Theory》呢？书中提到 physical review 上的论文，提到物理学家们的会议等等，令人倍感亲切。此书的一个想法可能是批评现在的超弦理论。被追杀的路上，男女主角也议论了一番物理。比如女主角说， 爱因斯坦不可能发现统一场理论，因为那时候粒子物理的实验发现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爱因斯坦本人的知识所限不可能使他有那样的能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 议论都是无害的。对当今物理现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批评。

情节照搬模板，物理还没什么新意，你写这本书有什么意思啊？

不过此书中对孤独症（autism）的描写倒是有点意思，最近连续看书看到这方面内容。

其实从悬念小说的写作技巧角度，布朗绝非高手。我几年前看过一本 Harlan Coben 的书，感到其风格跟《密码》极其相似。考虑到 Coben 是悬念小说的老江湖，以及那本书中更为精到的写作技巧和语言，极有可能是布朗偷学了 Coben。

现在 Alpert 偷学布朗的这本，堪称是悬念小说门下的水准新低。布朗在密码之前的那本《天使与魔鬼》，情节就与《密码》有雷同之处。目下布朗写《所罗门钥匙》写了好几年 也没写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才尽了。试想 Coben 看到这二位发明的模板，会不会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