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嘻之

上

我认为关于创新，有一个广泛存在的错误看法，那就是以为越是先进的国家，领先的公司，牛B的个人，越容易也越应该搞创新。似乎是应该让这些国家公司个人去 领导时代潮流，而落后的国家公司和个人则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向别人学习上。具体到中国当前，那就是有什么新东西新思想应该让美国人先玩，等美国玩好了证明确 实好使了，我们再上马。

如果中国只想当个二流国家，那么这种思想就是正确的。发过来说如果中国有志成为一流国家，那么这种思想就是完全错误的。本文讲三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来看看到底谁应该首先领导时代潮流。

第一个故事是日本汽车的故事。

现在美国最牛的公司可能有人会认为是 Google，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通用汽车绝对是个领先公司。1943年的 GM 是如此之牛，以至于他们觉得有必要请人来公司专门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这么牛。被请来的是当时管理界的传奇人物，Peter Drucker。他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发现 GM 成功的秘密。事实证明他的发现影响了工业界好几十年。

一般人研究一个企 业，总是从这个企业的外部入手，比如说什么市场营销战略啊之类的。Drucker 则专注于企业的内部。他的工作方法是一个一个地找 GM 的管理人员谈话。他有一个特别的天赋，那就是能够用一种特别有礼貌和友好的方法跟你说话，让你感觉如沐春风，毫不介意的回答他那些特别深入的问题。 Druker 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关注公司的管理，而在当时，人们认为管理没什么科研就的，无非是让人怎么做他们就去做。

Drucker 在 GM 混了整整18个月，他耐心而细致，对人和数据都感兴趣，完全了解了公司的方方面面。调研结束的时候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效果：Druker 对 GM 的了解甚至超过了部分顶层管理人员，他跟公司上上下下的人的关系都极好，以至于 GM 非常认真地希望他能留下担任公司要职。

但 Druker 最大的收获当然是 GM 成功的秘密，他把结果写成了一本书，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在这本书里，Druker 认为 GM 成功的关键是分权。跟当时其他公司不同，GM 的部门经理有很大的决定权，而最高层则很达成度上是扮演一个催化剂和协调人的角色。也就是说，GM 更象是一个松散联邦，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GM 为了确保部门经理们决策的独立性，甚至给与他们否决权，并确保每个部门经理都很富有，这样他们做决定就不会为了工资而被高层影响！

Druker 认为这是最先进的公司管理方法，并建议 GM 实行改革，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分权：比如说因该把权力甚至分给客户！

然而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GM 被激怒了。

GM 说我们是最好的公司，我们的经验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凭什么还改革？

Druker 的思想在美国没有得到接受，于是他不得不跑到日本去。这把这一套分权思想教给了日本人。

日本没有因为美国人也没有采纳 Druker 的方案而拒绝他，反而勇于接受这种新思想。日本汽车企业把分权一直分到了生产线。

1980年代美国和日本汽车的生产线管理方式完全不同。美国是传统的集.权式管理，而日本，尽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应该更适合集.权，却采用了一系列的分 权管理办法。各个生产线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生产线工人可以并被鼓励向公司提出各种建议，很多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改进方案最后都被采纳了。相比于独.立而民. 主的丰田车厂，美国本土的汽车厂反而成了军.国.主义。

日本车厂迅速崛起。最有意思的场面是有的美国车厂质量怎么也不过关，日本公司收购之后，还是这个厂，还用以前的工人，仅仅是采纳了日本人的管理方法，这个厂就活了！于是美国公司反过来跟日本学。

分权这个管理方式是谁的创新？你可以说思想是美国人 Druker 从通用提炼出来的思想。但仅仅有思想不叫创新，敢于用这个思想才叫创新。最后的局面不是日本学美国，而是美国学日本。

中

在讲第二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谈谈什么叫“创新”。如果从广义上讲，可以说现在所有的公司都是“创新型”公司。每一个好莱坞新电影都是“新”电影，微软的每一个新软件都是“新”软件，暴雪的每一个新游戏都是“新”游戏。从这个角度说，“创新”其实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

但本文所说的创新不是这种创新。我们要说的是那种改变游戏规则，改变商业模式，“根本性”的创新，game changer。这种创新往往具有历史意义，你一旦成功，会有很多后来者向你学习。你不是创新图存，而是引领风气之先。像这样的创新最大的特点，不是“开 放的头脑”之类的优秀品质，而是风险！

我们的第二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惊人地相似。

左右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重要革命是发生在1950到1990期间的日用商品的质量革命。正是因为这场席卷了世界质量运动，我们才得以能够用相当低廉的价格海量地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质量革命的思想是谁最先发现的？美国人。质量革命这场潮流是谁引领的？日本。

Joseph Moses Juran 是个生于罗马尼亚的美国人，他曾经在当时贝尔的一个厂，Western Electric 担任过工程师。当时的世界甚至还没有“质量控制”这个正经的说法，人们认为控制质量无非就是对所有环节严格把关而已。而这种方法是不行的。

Juran 的革命性思想其实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 80/20 法则。他认为，质量损失并不是均匀的分布在所有环节之中，实际上，绝大多数质量损失都是由于少数几个最常见的错误造成的。这种思想得到了当时一个统计学家 W Edwards Deming 的支持。

1951 年 Juran 出了一本书，Quality Control Handbook，这本书今天看已经是传世经典。这本书说质量控制的办法在于把所有导致质量损失的问题排序，造成最多问题的原因排在最前面。然后你就会发 下只要你改正其中20％的错误，就能解决80％的质量问题。

注意，当时“主流”的质量控制理论是从产品的第一步就开始强调质量，对所有操作过程都严格把关。Julian 和 Deming 的理论在美国没人认同。

但日本人认同。Julian 和 Deming 被邀请到日本讲学，然后他们就留在了日本。50年代之前日本制造的名声可能比今天的中国山寨还差，被认为是低劣的仿制品。结果是日本产品质量大幅跃进，一 直等到日本的摩托车和复印机开始冲击美国市场了，美国人才反应过来。

一直到1970甚至1980年以后，Julian 和 Deming 的理论才开始全面左右西方的质量标准，直接产生了质量革命。

今天我们一谈质量，马上就想到日本货。那么质量创新到底是属于这两个美国人还是属于日本？我认为属于日本。

当我们今天坐下来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早先的思想家说的理论简直是常识，那些对他们置若罔闻的美国公司简直是固步自封。其实不然。真把我们放 到当时的位置上去，我们未必会做更好的选择。甚至真把那些“头脑开放”的日本人放在当时美国公司的位置上去，他们也未必会作出正确的选择。

如果你是一个有心的领导者，你每时每刻都能接触到各种号称可以改变世界，至少可以改变你们公司的“新思想”。这些思想逻辑上都无懈可击，但真的付诸实 施，是有风险的。上面的两个故事中的新思想都要求对企业生产方式做一次彻底的改革。企业不能每年都搞一次这种彻底改革。对于领先的企业，更没有必要冒这种 风险。谚语说，If it works, don’t fix it!

这就是为什么本文不说创新是落后者的”权利”，而说，创新是落后者的”特权”。

下

通过前面两个故事我们看到，落后者向领先者学习这种模式根本就不是竞争的常态。我们常说的所谓“后发优势”，也就是把领先者早就玩明白了的东西拿来玩，其 实是只在自己特别落后的阶段才有效。中国早年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就是一个适合特别落后者的思路。好在中国并没有沉浸在这种永远追赶别人的思维之中。 像磁悬浮列车和电动汽车都是发达国家也不成熟的东西，中国就敢直接上。

后来者创新，后来者引领新潮流，是竞争中的一般规律。当你发现铁路公司已经把铁道修遍了全国，你要做的不是再修一条铁道，而是上高速公路，上飞机。这个时候铁道公司是没有什么创新需求的，是后来者有创新需求。

我们用一个体育比赛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这种竞争格局。如果总是落后者创新，那么领先者应该怎么办呢？

美洲杯帆船赛是一个古老而有趣的比赛。比赛规则很特别，上届冠军的俱乐部自动有一艘船进决赛，而其他各队比赛争夺一个向冠军挑战的资格。此赛事自从1851创办一直到1980年，冠军居然都是美国队。

帆船比赛特别讲究“落后者创新”。1983年美国队首次卫冕失利过程中的一场比赛，给了我们一个有意思的例子。

这场比赛是最后7局4胜决赛的第5场，此前美国队 Liberty 号以3：1领先澳大利亚的 Australia II 号。比赛开始之前人们甚至已经准备好庆祝美国人延续132年连胜的历史时刻了。

结果比赛中还是 Liberty 号领先。澳大利亚人一看继续这么玩下去冠军肯定没有了，必须赌一把。Australia II 号变道了航线的左侧，希望能碰上有利的风向。

这时候 Liberty 的正确应对策略是什么呢？是跟着变。不管航线左侧风向是否真的有利，只要我们两个的条件能保持一样，那么最后肯定还是我赢，因为现在我领先。哪怕你的选择 是错误的，为了确保胜利我也必须做跟你同样的选择。所以在这种一对一的帆船比赛中不是落后者学习领先者，而是领先者学习落后者。

然而 Liberty 的船长 Dennis Conner 选择了留在右侧航线！这个看上去很直觉，实则不符合帆船比赛竞争规律的错误使他青史留名：Australia II 号赌赢了，Liberty 再输两场之后，美洲杯冠军终于易手。

所以不是落后者要学习领先者，而是领先者要学习落后者。比如你是一家股票走势预测的公司，你们公司的业绩取决于你预测准确率的年度排名。十个月过去了，你现在排第一。为了保证年底的时候你排第一，这时候你应该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直接抄袭其他人的预测。

回顾市场上那些革命性的商业模式，大多都不是由最领先的公司最先提出来的。为什么 Google 自己没有“创新”网络视频，反而是收购 YouTube？ 为什么微软没有 “发明” Facebook? 像 IBM 这样的特大公司并不不以特别能创新而闻名，他们最大的能力恰恰是把那些已经被别人证明是好东西的技术迅速普及产业化。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创新就是承担风险，中国这么大怎么能说赌就赌呢？我们不谈中国可不可以赌，但中国公司可以赌，中国人可以赌。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中国公司不要再整天想着学别人，被人调侃 C2C（Copy to China）。

恰恰是因为中国现在还落后，才要让美国学我们，而不是我们学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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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第一个故事：Ori Brafman and Rod A. Beckstrom, The Starfish and the Spider: The Unstoppable Power of Leaderless, Portfolio Hardcover, 2006.
第二个故事：Richard Koch, The 80/20 Principle: The Secret to Success by Achieving More with Less, Broadway Business, 1999.
第三个故事：Avinash Dixit and Barry J. Nalebuff, Thinking Strategically: The Competitive Edge in Business,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W.W. Norton & Co., 1993.

这是一个特别流行阴谋论的时代。《货币战争》是中国最流行的阴谋论，而”中国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如果你不考虑立场，本质上也是阴谋论。前一种阴谋论， 我发现最近郎咸平越来越有这个趋势。后一种阴谋论，”东方时事评论”的评论员一直都是这个腔调，所有事情都在中国掌握之中，都在中国算计之内，都在向着对 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前一种阴谋论认为世界上所有不好的事件都是针对中国的；后一种阴谋论则认为世界上所有事件都是中国安排的。

阴谋论，绝非中国近年所特有，实际上这是各国老百姓的传统思维。应该怎么看待这些阴谋论呢？

有一种小说的写法是这样的：把看似不相干的几个历史事件用同一个故事串联起来，说这些事件都是由这个故事引起的。比如金庸写鹿鼎记，就把康熙下江南、尼布楚条约等等事件串联起来，书后面甚至还有一个考证。如果你写的好，甚至可以用你编的这个故事去解释那些历史事件。

这种写法并不是小说家独创，其实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这样的思维模式。疑邻偷斧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种思维：当你心中已经存在一个”理论”，不管这个理论正确 与否，在现实中总可以找到能够证明这个”理论”的证据。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最近看一本用认知科学解释政治问题的书说，这是因为一旦人有了固定的思维模式， 给事件定了性，就会有意无意的忽略那些不符合这个模式的事实。这本书并不是分析阴谋论的，但是这个关于思维模式的理论给了我们研究阴谋论很好的工具。这个理论解释了阴谋论的产生。

阴谋论的流行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种故事特别有吸引力。而且每个人听说了一个阴谋论之后，都可以轻易的发现支持这个说法的新证据。

石油涨价，美元贬值，在阴谋论看来都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伊朗没打，朝鲜炸核设施，在阴谋论看来都是中国做成的。

其实如果要另写一本书，说货币战争中大量事件都是偶然的，甚至另外找一些事件来支持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样的书也能写出来。然而这样的书无法迎合人的思维模式，无法给人一个有趣的故事，所以很难这么流行。

我无法对这些阴谋论的可信性做出分析，因为我整天只能上网看看公开新闻，具体什么情况谁也说不清楚。本文前面说所的一切，只是为了说明如果这些阴谋论是假的，它们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可能这些阴谋论都是真的。另一方面说，相信真有货币战争，提高警惕总比大意好？

本文真正要说的是，过分相信阴谋论，有一个极大的弊端，这就是容易错过机会。

阴谋论这种思维模式的关键之处在于，它认为任何事件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故意的。是有人或者有组织，有国家，一手遮天安排的。

一旦你开始怀疑邻居偷了你的斧子，当邻居”偶然”过来请你吃饭的时候，你一定会以为这不是”偶然”事件，请吃饭一定是因为偷了斧子心虚的结果。

一旦你认为周围的人都是你的敌人，当你看见他们聚在一起说笑，你很可能会认为他们正在说你。你一旦认为自己的生活最近将会发生某种变化，比如升职，别人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你认为是一种暗示。

阴谋论者的眼中，没有偶然事件。

然而所谓机会，却往往都是偶然出现的。 按部就班上高中，毕业考大学，考得好可以上好大学，这不叫机会。所谓机会，是指现在有一个分数一般的大学，你考上之后发现，这个大学居然今年跟新加坡有交 换学生的合作计划，于是你以一个专科院校的分数去了新加坡。也就是说，有时候会出现天上掉馅饼的偶然事件，谁抓住了就是抓住了机会。

但是这样的机会很难抓住，比如去新加坡要考英语，于是就只有那些平时英语相对较好的同学去了。这叫做”机会喜欢有准备的头脑”。

阴谋论也是一种”有准备的头脑”，只不过这种头脑是专门否定机会的。如果所有事件不是敌人安排的就是我们安排的，怎么可能会突然有一个我都没想到的好机会？一定是陷阱！

无数稍纵即逝的机会就这样被阴谋论患者错过了。在前怕狼后怕虎犹豫不决中，机会白白的溜走。高手打牌运气不好，是否也是这个原因：他不相信对手可能不按牌理出牌。

巴菲特等待机会，索罗斯寻找机会，本拉登制造机会。阴谋论患者认为所有机会都是别人制造的，所以拒绝机会。

这个世界可能像钟表一样精确运行么？那些传说中一手遮天动不动就倾国倾城的高手，可能真的存在么？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而且不可预测自己什么时候犯错误。永远左右大局？可能么？

有的人寻找阴谋论的证据，我说不如把精力用来寻找机会。…

最近各地举行了”抗震英模报告会”，本文以此为题，分析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管理才是好的管理？

很多人喜爱超级女声，很多人讨厌超级女声。很多人被英模报告会感动，也有人讨厌英模报告会，认为是政府愚民的手段。讨厌选秀节目的人，至少还能够容忍这些节目存在。讨厌英模报告会的人，却咬牙切齿恨不得你死我活。

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常识，叫做 incentive。你想让任何一件事请办成，必须给人一点激励，俗话叫做”无利不起早”。经济学家同时认为，这种激励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注意，任何西方经济学家都不排斥精神激励，精神激励正是经济学的一部分。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精神激励可能比物质激励有效得多。这里跟愚民政策，跟洗脑没有任何关系。不管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如果事情的严重性到了需要 卖”命”的程度，任何物质激励都已经没有效果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如果真有战斗力的话，都必须靠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这些被某些知识分子所不屑的思想去 维护。英模报告会这种形式，一方面当然是希望教育群众，而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这主要是对那些英模的一个奖励。

有人可能会 说这种奖励没意思，直接给钱多实在。这是不懂管理学的说法。如果每一次英雄事迹的奖励都是钱，那么最后所有人都会认为那些有英勇行为的人是为了钱。而作为 士兵，如果自己也认为英勇带来的是金钱，请问你多少钱能买我一条命呢？实际上在任何国家，英雄事迹的奖励都是精神大于物质的。

美国人可能不怎么搞英模报告会，但美国人搞 bible study。美军的精神生活，一方面跟我们一样是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宗教。科罗拉多州最好看的教堂在美国空军学院。我国文人知识分子觉得听英模报告很愚 蠢，却往往认为信教的人很高雅。其实在美国精英眼中，那些为了宗教而不怕牺牲的人才是真正的愚民。

另一方面，美国的主流电影大 片恰恰就是英模报告会。这些英模电影往往都有真实原型，而且对其事迹毫不吝啬的夸张。表现的往往都是一些普通人，比如说一个士兵，一个医生，消防队员，普 通警察，不出名的律师等等。实际上美国精英也不喜欢看这种英模电影，但显然美国精英也不”痛恨”英模电影。所以只有英模报告会还不够，最好的办法是给每个 英雄拍一部电影。

然而因为美国没有学会使用直接的英模报告会这种鼓励形式，美军的战斗力很堪忧。最新一期时代周刊封面报道就是 因为驻伊拉克士兵频频出现心理问题，军方不得不提供抗忧郁的药物，此事引起了争议。事实上如果美军经常能让表现出色的先进士兵到各地去做个报告，交流一下 英模事迹，士兵们的心理状态会好得多。

美军士兵参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退伍以后可以在国家资助下上大学，也就是说物质的激励是很重要的。那么我军有没有这个实力给这样的物质刺激呢？我认为没有。物质刺激不足，还想让部队有战斗力，不搞英模报告会行么？

认为我们纳税人出钱，你拿了钱好好干是你的工作职责，你干不好我还要问责，这就是科学管理的人，非常幼稚。有这种思想的人生活在对一种世界上并不存在 的，他想象中的西方制度的迷信之中。激励比问责要有效得多。更何况问责不能要求人家为你拼命。问责不是不重要，但是说取消英模报告会来问责，是愚蠢的文人 思维。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英模报告会跟bible study是不是同一类型的心理安慰呢？我认为不是。不管是在台上作报告的英雄，还是在台下流出”廉价眼泪”的听众，我认为他们都是高尚的人。有的人认为 为钱拼命最真实，为女朋友拼命最感动，为素不相识的百姓，为国家拼命的是愚民。对这种人我的回答是，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你根本理解不了的人。

我一贯认为那些每月把自己收入10%给教会的人很土，但我从来不要求取缔教会。当我们判断事情的时候，应该从这件事的”道理”去考虑，而不应该像小孩那样从”自己”对其的”感受”出发。只有有了这样的素质，才配写公开贴出来的议论文。…

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国互联网上的青年们在爱国热情中表现了无比的成熟和冷静，所有谣言，阴谋论和迷信都不攻自破，失去了市场。一个最令人关心的话题是地震 到底能不能预测。关于蟾蜍搬家之类的动物预测，现在网上的文章已经分析的非常透彻了。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我今天在格致上看到的一篇学术论文《基于可公度方 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PDF下载：http://gezhi.org/files/earthquake-sichuan-related- paper.pdf)。

通过仔细的分析推理，我认为这篇论文完全不合逻辑。不合逻辑的学术论文很多，但这篇论文诡异之极。

这是一篇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灾害学》上的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这篇2006年发表的论文的主要结论是：”在2008 年左右, 川滇地区有可能发生≥6.7 级强烈地震”。不是2007，不是2009，不是2010，是2008。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像其他算卦文章一样同时给出几个”可能的”年份：明确无误的，完 全不给自己留余地的告诉我们2008年四川要发生一次大地震。

这篇只有区区四页的论文没有用到任何地震专业知识，一般人都能轻 易看懂（建议读者马上自己去看一下再回来看我的分析），这篇文章所需要的唯一数据是该地区以往发生6.7级以上地震的年份。实际上，文章的四位作者来自陕 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根本不是搞地震的。因此这必然是一篇令专业地震学家怒不可遏的地震预测论文。

做过智商测验的人都熟悉这样的智力题：
– 一个数列的前面几项是 1，3，5，7，9，11，请问下一项是什么？
答案当然是13，一看就知道是等差数列。

再看一道稍微复杂一点的智力题：
– 一个数列的前面几项是 2，5，8，12，14，19，20，26，26，请问下一项是多少？
答案是33. 这个数列实际上是两个等差数列交错在一起：2，8，14，20，26 …，和 5，12，19，26 …。

而《灾害学》上的这篇地震预测论文相当于是这么一道智力题：
– 一个数列的前面25项是 1913，1917，1923，1925，1933，1936，1941，
1942，1948，1950，1952，1955，1960，1967，
1970，1971，1973，1974，1976，1979，1981，
1988，1989，1995，1996，请问下一项是多少？（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答案是2008。

显然这篇论文假设地震发生的时间间隔和天体运行一样，存在一个可以捉摸的规律。主流地震学家是否定这个假设的，因为地震本质上是一个非线性的偶然事件，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规律，这个规律必然早就被人发现了。但本文要指出的是，仅仅从”主流地震学认为不应该有这个规律”，就否定这篇论文，是错误的逻辑。因为 你怎么就能肯定主流地震学就正确呢？万一真有这样的规律，而主流地震学没有发现呢？

因此本文的分析方法是，我们首先假定地震发生的时间真的有规律，然后去分析这篇文章。我的结论是，即使真的存在这样的规律，这篇文章也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首先，这里使用的数据是发生6.7级以上地震的年份，为什么要用6.7级来作为选择数据的标准？为什么不是6级或者7级这样更直观的整数级？这是说不过去 的。我不懂地震，文中的一个线索是”6.7级以上地震大多发生在边界断裂带附近”，因此也许这是一个地震学意义上的理由。然而这篇文章所使用的”可公度方 法”，其发明人翁文波在预测唐山大地震时，采用与这篇论文完全相同的办法，其选取数据的标准是5.5级【参考文 献：http://www.fxway.com.cn/forex/jishufenxi/1/2383_2.html】；在预测世界特大地震时，采取的 标准是8.5级，可见此”可公度方法”的标准选取是主观而不是客观的。

第二。从文中给出的资料来看，1976年该大地区实际上 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发生了6次不同级别的大地震，其他年份，比如1925，1936，1941等等，都发生过两次地震。因此一个严格的年份数列绝对不应该 只有25项，而应该至少精确到月，这样数列会多出来好多项，那么以下的可公度方法的等差数列研究法必然要大动手术，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就算是存在一个只 看年份的怪异规律，那么至少应该是哪一年发生的地震越多，这一年就越重要才是。可是在这篇论文的计算中，1976（X19）这一年并没有被重点使用，反而 X15（1970）这个只发生过一次地震的年份却被多次用到。

第三。这篇论文实际上采用了两个方法来预测2008这个年份除了可公度方法，论文的第一章实际上是一个”公差19等差数列法”。而这个方法只使用了25个年份中的15个，故意忽略了其他10个年份。这同样是一种主观选择。

第四。我们来看看这个”三元可公度法预测”，因为这里作者给出了全部的计算过程。这些计算非常奇怪，我们只说最关键的一点。计算的本质，是要从数列的前 面几项，X1, X2, …X25，推出下面一项，也就是X26。对于这样的预测，一个起码的问题是你不应该非得凑足了25项才能预测第26项，你这个方法应该在已知比如说前 22项的时候能够预测第23项，然后在同样原理下预测第24，25，和26项，这样才能令人信服。总不能说只要凑不够25个数，这个方法就失效吧。但我们 看到即使是计算第24项，X24的时候，此方法也需要知道X25是多少（参看第24项计算中的第一和第三个算式）。其他一切的一切都不管，仅仅这一点就是 无法令人信服的。

第五。再看所谓”四元可公度法预测”，这里有一个一点就破的大破绽。这里作者首先用前面的数据排列组合算出来 一个12的公差，然后用X25+12=X26=2008。且不说这么算完全没有合理性，最大的破绽在于，计算12这个数字的时候最高年份只用到了 X20（1979年），也就是说如果这篇论文在1980年发表，那么根据这种”四元可公度法预测”所算出来的下一个地震年份应该是 X21=1979+12=1991，而实际上1991年根本没有发生大地震。难道说同样的数据，同样的方法，仅仅因为论文发表的时间不同就应该有不同的结 论么？

第六。论文中的”四元可公度法”跟翁文波预测唐山大地震的方法完全一致（参考前面给出的介绍翁文波的文章）。但这里的毛病在于你是用两项相加再减去两项，这样计算出来的公差只有除以2以后才能”合理的”加到”一项”上面去预测下一项，直接加是错误的。

实际上，翁文波在在预测中也犯过前面提到的这六点逻辑错误。比如他预测1991年洪水，是【以19世纪到20世纪中，华中地区历史上16次特大洪水年份中的6次为依据】，你凭什么选择这6次呢？

综上所述，这种预测法跟现在有人研究预测彩票号码一样离谱。与其说是预测，不如说是凑数。

但最诡异的是，不管是翁文波预测洪水，还是这篇论文预测四川地震，居然都测对了。二者都是从毫无逻辑的计算中给你一个不容置疑的预测，然后还对了。完全不可思议！

诡异之处还不只是预测对了。这篇《灾害学》论文的注释部分告诉我们，论文的第一作者龙小霞出生于1983年，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资源开发与 环境治理研究。2006年文章发表的时候，龙小霞只有23岁。她的文笔相当业余，比如文中X1到X25的数列定义居然重复写了三遍，简直是小学生写作业。 文章结尾的”结论与建议”更是不靠谱，如果把这些废话都去掉，这篇论文不会超过3页。问题在于，翁文波的预测法并非路人皆知，那么一个23岁的女硕士生怎 么会想到用这怪异种方法去预测四川地震，而且还用得这么地道呢？

为了获得内心的平安，我必须给这个事件一个说的过去的解释。我认为这个所谓的预测完全是蒙的。

我们再看看那份”川滇地区20世纪以来≥6.7级地震序列表”，也就是X1到X25这个数列。从1913年到1996年该地区发生了这么多次强震，其中 最大的没有地震的间隔只有8年：1925-1933。而从上一次地震，1996，到作者写这篇论文，2006，该地区已经有连续10年没有发生大地震了， 这是相当不正常的。

这就好比说一个多雨地区居然连续很长时间没有下雨，这时候任何人都会认为就快要下雨了。

于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们猜测，2008年可能该地震了。实际上，当你把2008和前面25个年份放在一起的时候，2008相当突兀：从1996到2008 的间隔实在太长了。由此可见所谓数学周期法是不可能预测出来2008的。之所以作者们敢于预测一个这么突兀的结果，根本原因是这篇论文写于2006年。

一旦有了猜测，再去凑数是容易的。这就好比圣经密码，其实从任何一本足够厚的英文书中都可以得到对未来的任何”预测”：重要的不是你怎么看，而是你想看什么。

龙小霞非常幸运的猜对了。不知道她拿到学位没有，她做到了一件无数专家所不能做的事。

至于”可公度法预测”的发明人翁文波先生为什么能当选院士，为什么翁文波能够”成功预测”1991年洪水，以及为什么这篇论文能够通过审稿而发表，甚至为什么另有三个合作者，就不是本文所研究的范围了。我很想写一篇超短科幻小说来推测整个事件，但还是免了吧。…

如果一个普通美国人出国旅行，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非洲，他可能会发现世界上其他国家大多数老百姓对美国的印象都不太好。美国人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恨我 们”？很多美国青年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美国政府太坏。这几天的奥运火炬事件，加上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报道，现在轮到中国人问这个问题了。很多中国 青年人在网上发表意见，答案跟美国青年一样：也是因为美国政府太坏。

一夜之间风声鹤唳，居然这么多媒体反华，好像全世界都在与中国为敌，其中难道没有阴谋么？

我在美国第一次看到别人车上贴的”Free Tibet”标语时非常气愤，立即换道超车过去想看看反华分子长什么样。结果发现是个中年女子，温和无辜的气质好像一个中学老师。据说李肇星在美国也遇到 过抗议西藏问题的美国青年，李气愤地问道，你他妈对西藏了解多少就敢跟我说话？事实上的确如此。如果你真问这帮”Free Tibet”粉丝对西藏问题有什么具体认识，他们可能连西藏在哪都不知道。

我曾经有个同事，他手腕上总带着一个红色塑料圈。我 问他这圈是什么意思，他说有一次他给某个大概是防艾滋病组织捐款1美元，人家给他这个圈，所以从此他就一直戴着。藏独分子在街头摆摊说中国”侵略了西 藏”，无知的你看完之后义愤填膺捐款10美元，藏独发给你一个bumper sticker，你没准也贴。

在车上贴”Free Tibet”的那些普通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宣扬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这种宣扬是廉价的，没什么太大意义。《American Alone》这本书说的好，如果哪天美国国防部长真说”Free Tibet 是吧，下星期就让第一步兵师去！”这帮人肯定要贴”War Is NOT The Solution”了。我对那些帮着藏独摇旗呐喊的白人充满同情。每当看到别人宣扬他们的道德优越感，我自己的智力优越感都油然而生。

【题外话：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也许是，为什么无知的美国人都相信”他们”，而不相信”我们”呢？第一个原因是的确有真正的反华组织资助藏独，帮他们宣 传。第二个原因使中国政府不会搞对外宣传。第三个原因是”我们”自己的媒体上说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相信，没有太多 credit。】

这次事件各方反应，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绝大多数一般网友都热情的支持火炬反对藏独，而很多平时说话很有技术含量的”精英”却摆出一副冷眼旁观的姿 态。我google reader 订阅的个人博客中，有人反思我们的民族政策是不是没有考虑藏人的感受，有人嘲笑那些参与支持火炬游行的留学生，只有一个人（！）旗帜鲜明的支持保卫火炬。

2007年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听众提问说听说你们伊朗处决同性恋，是不是真的啊？内贾德说，”在伊朗，我们可不像你们国家有同性恋…… 所以我不知道谁告诉你我们这么干。”这叫睁眼说瞎话。但美国打伊朗的理由也不正义，比如沙特人权方面比伊朗只差不好，因为沙特跟美国石油合作，美国拿沙特 就当亲人。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美国跟伊朗开打，”我们”应该支持谁反对谁呢？

如果你像精英一样认为人权大于主权，似乎你应该支持美国，可是美国支持沙特，这怎么办呢？

因此我认为，从道德角度去”客观公正”的评判，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按照道德标准去看世界，最后很可能发现世界上没什么好人好事，搞不好自己从愤世嫉俗到犬儒主义，成了废人一个。

真正决定我们对一件事采取什么立场的，只能是我们自身的利益。从自身利益出发，你美国想要伊朗的石油，我也想要，所以我反对你打伊朗。从自身利益出发，我不希望西藏独立，所以你藏独再能说我也不同情。

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当选民从道德角度出发投票，往往会由于受人鼓动而把坏人选上来。只有当每个选民都从自己利益出发投票，”看不见的手”才能让民主起好作用。

一场足球比赛可能有20多台摄像机同时转播，就是这样事实俱在，不同报纸对比赛的评论仍然可能大相径庭。这件事的教训是你对事件持有什么”观点”，根本不值钱。只有从利益角度出发，做为中国人怎么做才能对国家以至于对自己有利，这才是最重要的。

外国普通老百姓支持藏独主要是因为他们傻。外国媒体和政客不傻，他们从利益出发，是一定要迎合本国的傻老百姓的。某些国人精英试图从道义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我认为这种”道义”跟外国傻老百姓没什么区别。真正的聪明人要学那些政客，从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

用地理环境去解释人的性格是一个很成功的理论。如果天气冷，人少，地多，该地区人必然性格豪放，如果反过来人多地少天气温暖，该地区人必然精细。但有时候 我觉得这个理论也不好使。各种不同性格本来在人群中正态分布，现在比如说假设具有某一特定性格的一个人，因为他的这个特定性格，通过偶然的机缘取得了成 功。再假设以后的史书不停的宣传并且放大他的这种性格，以至于模仿他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他的性格是否有可能成为这个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呢？

中国人的一个性格塑造者是越王勾践。他留给我们的性格基因叫做”忍”。查《简明英汉字典》，”忍”这个字有三个意义相近的英文词：bear, endure，和tolerate，如果你仔细揣摩，会发现这三个词都不能表现勾践的”忍”。bear的意思是承担，endure的意思是忍受恶劣的客观 环境，而tolerate的忍则是居高临下的。勾践留给我们的是忍辱，是包羞，是对敌人笑脸相迎，是添尝人家的粪便表忠心。

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对勾践的行为表示不满的言论是李亚平《男人的天方夜谭》。李亚平认为这种”舔”出来的历史不利于我国人民的个性养成，认为从此阴谋代替了性格纯真。而我国人民的”主流”意见，则是一致认为勾践是好样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其实李亚平仍然低估了这个故事的重要程度。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被卧薪尝胆的故事所感染，使得中国文化中产生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可能匪夷所思的思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板凳要做十年冷。。。追求的正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大约一个月之前，我看到一篇讲一个生物学者在美国忍辱负重的故事。这哥们老婆爱上了他的博士导师，两人先是背着他在实验室偷情，公开之后，离婚。整个实 验室的同事都用同情的眼神看着他，这可怎么混？走人？前功尽弃。殊不知中国人的看家本事就是忍！他愣是在实验室里继续为情敌工作，一直到拿到博士学位走 人，现在据说回国快要当院士了。我看的那篇文章对此行为大为赞许，但我看完之后只想告诉他，也许你是院士，但你仍然是个loser！也许有人认为嫁人要嫁 这样的人，但这样的人只能用猥琐来形容。

真正把忍术发扬光大的是日本人。日本人的忍基因塑造者是德川家康。如果说勾践忍辱是为了 报仇，准院士忍辱是为了几年的努力不白费，两人都有不得已的原因的话，德川家康忍辱完全是为了野心。他的忍辱事迹说也说不完，比如织田信长让他妻儿，他毫 不犹豫就把自己老婆孩子杀了。日本人能给驻日美军献军妓，显然认为自己正在向他们伟大的祖先学习。德川家康在中国有很多信徒，有人动情地写到，”只有巨人 才知道什么是忍耐”。

美国人迷信科技，中国人迷信忍。忍文化在中国是如此的发扬光大，以至于出现了三个认识上的重大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认为韩信胯下之辱和勾践舔粪是同一性质的事情。错。韩信的忍是忍小事，忍小人物，是居高临下的，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换句话说韩信不是不打，而是根本不屑跟你打。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人人，国国，都有权利忍。完全错误。”忍”是小人物小国家的特权。不管是越王勾践，准院士，还是德川家康，甚至是二战后的日本国，他们都是卑微的小人物，小国。大英雄没有忍的权利，大国没有忍的资格。

刘备也许种过菜，但曹操很容易发现他是韬晦。因为刘备也许能学会谦虚，但他学不会猥琐。

韬光养晦也许可以让越国崛起，也许可以让日本崛起，但能让中国崛起么？不能。韬光养晦这个策略最关键的一点是让别人注意不到自己正在慢慢变强。一个大国变强别人怎么可能注意不到？你中国一个劲的韬晦，人家一个劲的中国威胁论。

不少人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来自于韬光养晦，这是不懂历史的业余看法。89年以前，中国发展有力的国际形势是冷战；89以后，中国有利的国际形势是全球化。你韬晦，美国就认为你不想崛起了么？你韬晦，斯皮尔伯格就拿你当食草动物了么？

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不管你怎么韬晦，别人注定要跟你作对。新兴超级大国之所以能兴起来，完全是因为旧的超级大国衰落了没顾得上，而不是他没注意到。

大国要有大国的思维。这个思维不是阴谋诡计，而是立规矩，立威信，要靠阳谋，而不是阴谋。大国需要的是别国的尊敬，而不是别国的忽略。大国只在自己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向对手宽容，这叫有理有利有节。大国不会装孙子，也不配装孙子。

什么叫”负责任的大国”？很多人认为负责任的大国就是不惹事的大国，就是不能主动挑起战争。”不惹事”，”不挑起战争”，这是”负责任的小国”，而绝不 是大国。大国不怕有事，因为世界上有事才能体现大国调节纠纷解决问题的地位和能力，大国怕的是世界上没有事。大国是规矩的制定者，执行者，而不是遵守者。

世界呼唤负责任的大国，而美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美国经常像小国一样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干伤天害理的事情，美国的威信完全不足以让他来领导世界。世界呼唤中国做负责任的大国的时候，中国却选择做个负责任的小国，甚至让美国来给中国的台湾问题负责任。

“忍”字诀的第三个误区是以为一个国家的变强是逐渐的，好像一个学生一样按部就班的从小学念到大学。其实考察美国崛起，英国崛起，都是因为几场战争打赢 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崛起的，而不是今天崛起一点明天崛起一点。古龙通过考察大侠们的人生轨迹，在《圆月弯刀》这本书里告诉读者，你想当一个大侠获得江 湖地位，最好的办法不是今天杀个强盗明天救个民女，最好的办法是在江湖中有大事的时候你出来起到一个主导作用。经济硬实力也许是逐渐提高，而国家软实力则 绝对是靠大事做成的。

有人说等我们强大了再打台湾，我说我们只有先打台湾才能强大。大国崛起不是参加期末考试，没有并列第一，没有上厕所时间，更没有公平竞争。

几十年韬光养晦换来的是软实力的急剧下降。中国现在要参与国际市场，要在非洲买油田，要在西班牙开鞋店，一个只知道韬光养晦的国家是做不好这些事情的。

以前韬光养晦与其说是没能力，不如说是没有示强于人的需求。现在我们已经有需求了。经济发展要求我们做大国，政治地位要求我们做强国。

我对目前打台湾是悲观的。中国沉浸在忍字诀中不能自拔。也许老二的位置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更容易接受，也更舒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