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嘻之

（发表于《商界评论》，2015年第4期）

如果成功者都是坏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好人？

这句话不是反问，而是真诚的疑问。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好人会有好报，但这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不仅如此，现在心理学家们搞了一系列最新的研究表明，得了“好报”的人，大多不是“好人”。

我们有时候会在决策中面临两个方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和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方向。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应该怎么选呢？

高效能人士的一个习惯

我最近看网上流传一篇文章《一到思考题》[1]，其中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困境：假设你发现自己的上司贪污腐败，你应该怎么做。

作者曹莉莉说，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员工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贪污这个动作，你大概唯一能做的就是明哲保身详装不知，因为你就算想举报都没证据。

而如果你是秘书或者助理这种核心人员，首先你千万别跟着一起贪，否则将来东窗事发你就是第一个背黑锅的人；其次你也别立即举报，否则别的领导就不敢再用你。你应该“想方设法私下劝阻领导，让他悬崖勒马。如果他一意孤行，再辞职。”

这个答案既对得起自己的工作本分，又保全了自己的道德，非常完美。

可是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 — 曹莉莉说的是如果你想继续当个普通人，你应该这么这么办。可是如果你不满足于当个普通人，想要当领导呢？

我们看看现在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贪污腐败的上司。第一，他们既然能混到高位，就不可能永远接触不到核心证据。第二，他们当初的上司不可能愚蠢到本来想贪污听他们劝几句就悬崖勒马的程度。第三，他们既然今天还在干，显然当初就没有辞职！

所以最合理的推断是，这些人认为水至清则无鱼，选择明明手里有证据也不举报，甚至可能跟着一起贪。

同流合污当然有风险，但有风险才有机会。置身事外当然安全，可是这也意味着别人不带你玩。我们不得不在各种风险和利益计算中患得患失，一点都不潇洒。有多少正义之士一看社会是这么个局面，索性懒得再算，退出江湖不玩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租古龙小说看。有一次在一本《圆月弯刀》中看到一句话，不知激起了哪位少年心中的热血，被重重地画了下划线：“他一定要从正途中出人头地”。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从正途中出人头地呢？

像这样的问题读古龙没用……得读一本更畅销的书 — 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书中的一个最关键思想，也是“高效能人士”的第二个习惯，是以原则为重心去做事。

柯维说你得有一种使命感，给自己的人生找个愿景和方向。这种愿景不是什么成功了之后去找个岛退休之类，而是个人的最终期许和价值观这种比较高级的东西，比如改变世界 — 或者说，将来盖棺论定时你希望获得什么评价。你应该根据这个使命感给自己设定一套宪法般的原则，时刻谨记在心，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这个愿景。

以金钱为重心、以享乐为重心、以名利为重心，或者以工作为重心、以家庭为重心，这些都不如以“原则”为重心。

柯维举了个例子。比如你约好了晚上跟老婆去看演出，老板突然打电话让你回公司加班。以工作为重心的人会选择加班，以家庭为重心的人会选择继续陪老婆。而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则会通盘考虑，不受任何冲动的影响，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是从使命感 — 或者说义务 — 出发的主动决定。一个以工作为重心的人决定回去加班可能是为了自己升职或者为了把同事中的竞争对手比下去，而一个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如果决定回去加班，则是真心为公司着想。

一个以原则为重心的人遇到上司贪污这样的事应该怎么办？他的出发点肯定跟我们之前那些算计完全不同：他也许会为公司甚至为国家着想，而不会纯粹研究怎么办才对自己有利。

如此说来，高效能人士做事跟一般蝇营狗苟的小人物完全不同，光明正大，充满道德责任感，真是令人仰慕。

唯一的问题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1989年出版的书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却缺少学术研究的支持。今天的人写任何一本类似的书如果不带点科研证据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那么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有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说按照高效能人士的这个习惯，从正途去做事，就能出人头地呢？

没有。

谁更自私？

“儒商”冯仑曾经去香港跟李嘉诚吃了一顿饭，被对方平易近人的态度所倾倒，回来特意写了一篇文章[2]。冯仑说李嘉诚居然在电梯口等着迎接众人，吃饭、照相都用抽签排序，这样“尊重在场的每一个人”，连中间演讲的题目都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充分体现了他“钱以外的软实力”。

这故事并不令人震惊。人们普遍相信真正的精英都是这样和蔼可亲甚至仙风道骨，他们的成功根本不是靠投机钻营，而是靠正大光明的软实力。人们甚至认为精英的思维方式都跟普通人有本质区别，比如我们经常看到诸如“穷人宽容自己，富人宽容别人[3]”这样的正能量故事。

可是光听故事不行，还得看研究。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4]中，心理学家 Paul K. Piff 和合作者一共做了七项研究。这些研究都表明，富人和所谓上流社会的道德水准不但不比普通人高，而且比普通人低。

在头两项研究中，研究者在旧金山湾区的一条过马路人行道边和一个十字路口观察了过往的数百辆车。在这两个没有红绿灯只有交通标志的地方，加州法律规定车必须让行人，十字路口上后到的车必须让先到的车。那么哪些车会老老实实停下来礼让，哪些车会能抢就抢呢？研究者把车按豪华程度分为五等，结果是最低等的车在两项研究中都是最遵守规则的，而最高等的车在两项研究中都是最不守规则的。排除驾车者的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结论仍然非常明显：开好车的人表现得更差。

第三项研究招募了一百多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做受试者，先调查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给他们讲述了八种日常生活中的不道德表现，然后问他们，你有没有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情。这八件事并非专门针对富人设计，在我看来穷人更容易遇到：比如在餐馆打工偷吃东西、把学校的打印纸拿回家、买咖啡被多找了钱不还等等。结果，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更容易做这些不道德的事。

剩下的几项研究发现，越是“上层社会”的受试者，越认为贪婪和自私是好的，认为在工作面试时说谎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们真的在实验中为了赢得奖品而作弊。不但如此，哪怕仅仅被研究者进行心理影响而“觉得自己属于上层社会”，受试者都变得更容易偷东西。

怎么理解这些研究？一个解读是富人之所以道德水准低，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普通人资源有限，必须彼此依赖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特别看重自己的形象不敢做不道德的事。而富人有充分的资源可以保持独立性，他们不需要别人关心也没有必要关心别人。比如有研究发现[5]在与陌生人的交往实验中，越是富人，表现出来对对方的关注和互动就越少。

这等于说富有会导致不道德。2015年一项最新研究[6]有类似的发现，实验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群如果作弊，主要是为了自己，而普通人如果作弊，很多是为了别人。更进一步，仅仅在实验中赋予受试者某种权力，他们也会立即变成自私的人，开始为自己而作弊。

另一个可能性则是正因为他们不道德，他们才成为了富人。前面说过Piff 等人的研究发现富人对贪婪的态度跟普通人有本质区别，他们做事更多地是以自私自利为驱动的。Piff在论文中甚至认为这种越不道德的人越容易获得更多财富的机制是自我延续的，并且可能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

不管怎么解读，研究者们公认一个事实：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群比普通人更自私。

潘石屹给哈佛捐款，张磊给耶鲁捐款，在国人中都引起过激烈批评，说你们有钱为什么不捐给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不捐给希望工程？

因为只有穷人才会捐款给希望工程。《大西洋月刊》报道[7]，2011年美国收入最低的这20%的人群总共捐出了自己财产的3.2%；而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则只捐了1.3%。在2012年前50笔最大的捐款中，没有一项是为了社会服务和贫困问题的。富人的捐款都去哪了？最大的赢家是精英大学和博物馆。

富人更自私。往更深一层解读，那就是普通人捐款是因为他们产生了同情心，而富人捐款则有很强的自利目的。普通人更容易从同理心角度出发采取行动，而上层社会则更习惯赤裸裸的利益计算。

公平世界假设

我看遍这些研究，没有找到一篇论文说执行了“以原则为重心”这种高效能习惯对人们升职、加薪或者取得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有好处。我也没有发现任何研究能证明“做个有道德的人”对取得这些成功有好处。

一个整天坑蒙拐骗一点都不靠谱的人当然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一个只知道无私奉献的人也未必能混好。最终更容易成功的也许是那些表面上很能与人合作，实则非常自私，甚至偶尔欺骗的人。

这非常违反常识。难道说好人没好报吗？我赞成做好人，但是好人需要正确的世界观。

作为好人，就算不信什么宗教意义上的因果报应，我们也通常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好事有很大可能性会得到回报，别人做了坏事也有很大可能性会受到惩罚 — 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世界是公平的。但这恰恰是个错误的世界观。事实上，心理学家甚至对这个错误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公平世界假设”（just-world hypothesis，也叫 just-world fallacy）。

世界其实并不公平，公平只是小说电影给我们的幻觉，因为我们喜欢公平。

在 Jeffrey Pfeffer çš„ Power: Why Some People Have It—and Others Don’t 一书中，作者提出，相信公平世界假设对你有三个害处：

1. 你不能从别人的成功中学到东西。有人靠不择手段成功了，你很不喜欢，所以你就不愿意跟他学，你就学不到更多经验。其实这个人值不值得学习，跟你喜不喜欢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你以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你会低估世界上发生的坏事。你会发现你想做成一点事非常难，感觉别人整天跟你作对。
3. 更有甚者，你会认为取得成就的人必有长处，失败的人必有可恨之处。而这完全错误！人们错误地看成功者身上什么都是优点，看失败者身上什么都是缺点。

那么到底怎么才能在这个世界成功？Pfeffer 这本书可不像《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他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Pfeffer在书中第一章就列举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一个人能不能获得权力，能不能得到升职，他的工作业绩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业绩好坏，对CEO，公共事务领导人，学校校长，政府官员等能不能保住职位影响非常小，对普通员工能不能升职影响非常小。

第二，决定你升职的最重要因素，是你跟上级的关系。想搞好跟上级的关系，Pfeffer讲了三招：在上级面前吹捧自己，充分领会上级意图，以及对上级阿谀奉承。

而且他说的是在美国做的研究，根本没提中国，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人民都是如此。

做好人感觉很好，但是做好人是普通人思维。其实从经济学角度，你应该做一个“理性的人”— 这意味着你应该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做事，而不是“好人”。

那么好人当何以自处呢？如果我非得做个好人，难道我就应该被世界淘汰？

那不至于！因为也没有证据表明做好人有什么坏处。

康德式任性

现在在有了正确世界观的情况下，我们来分析一下做好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什么好处。

以原则为重心是柯维说的第二个习惯，而高效能人士的第一个习惯，叫做“积极主动”。这个习惯，其实是道德的关键。

如果因为领导宣布“谁今晚加班就给谁发奖金”，你为了拿这个奖金而选择加班，你就不是积极主动，而是消极被动 — 外界怎么刺激，你就怎么反应。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行动，显得没有自由意志，跟奴隶或者细菌没区别。

如果你做得更高级一点，在根本没有奖金政策的情况下“主动”加班，以期获得老板的好感，你是不是就算积极主动了呢？也不算。因为你加班的终极目的仍然是为了自身利益，你仍然是在对物质刺激做出反应。

真正的积极主动，是你的行为完全取决于自身，而不被外界刺激所左右。你的自由意志独立于外界限制，在刺激和回应之间，你有选择何回应的自由和能力。

柯维没有明说，但他说的这一套积极主动，其实就是康德哲学的道德观。

康德说如果因为什么利益上的好处，或者是为了避免受到惩罚，甚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同情心而去做一件事，这都不是真正的道德，你都不是真正自由的。只有当你纯粹是出于责任和义务去做这件事，你才是真正自由的，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康德哲学博大精深我们很难完全领会，但单就这一点已经足够说服我们为什么要做个好人了。

我可以再重复一遍：我调研了很多研究，而没有发现任何论文说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对取得世俗成功有好处。事实上我看到不止一篇文章直接说道德对世俗成功没啥好处[8]。

为什么要做个有道德的人？因为我不做任何人、任何东西、或者任何感情的奴隶，我想做一个主人。

除了对世界投其所好曲意逢迎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成功方式。这就是你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量，冒了别人不敢冒的风险，承担别人不敢承担的责任和代价，去做一件事。你敢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你精心计算过成功概率，而是出于自己所信奉的某种原则和责任感，认为这件事应该做。

换句话说，你做这件事纯粹是出于任性。而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任性 — 也就是自由意志 — 而去做一件事，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

所以“任性”其实是个好词。小孩的任性不是真任性，因为他不是自由的，他只是自己欲望的奴隶。像康德和柯维说的这样高效能任性，才是真任性。

这么做没啥好处。而根据康德学说，没好处就对了，真有好处就不叫任性了。

不过在我看来这么做其实有一个好处：自己会感到非常骄傲。如果你看见一个年轻人卑躬屈膝地跟他的上级说话，你心中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你感觉你不仅比这个年轻人优越，而且比他的上级优越。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那个问题：如果领导贪污腐败，你应该怎么办？现实世界中遇到类似情况只能根据具体局面的细节做出具体选择，我们无法就一个抽象问题给出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给一个答题的角度：奴隶还是主人。

康德是个非常死板的人，他认为不能把任何人当工具，所以不能欺骗任何人，所以他面临这样局面的话可能没有更多选择。不过我道德修养没那么高，我认为有些人只配被当做工具。所以我建议不管你是选择做奴隶还是做主人，都可能根据情况决定暂时同流合污，或者忍不了直接反戈一击，遭遇的结果都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但这两种角度的内心骄傲程度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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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www.ledu365.com/a/shehui/37211.html
[2] 冯仑：李嘉诚如何请人吃饭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crz/20140603/082819312234.shtml
[3] http://www.heliangshui.com/gushi/952.html
[4] 这个研究的论文是Paul K. Piff et al., 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2 Mar 13; 109(11): 4086–4091. 一个报道见 http://news.sciencemag.org/2012/02/shame-rich
[5] Rich People Just Care Less By Daniel Goleman, October 5, 2013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3/10/05/rich-people-just-care-less/
[6] 报道在 http://arstechnica.com/science/2015/02/the-powerful-cheat-for-themselves-the-powerless-cheat-for-others/ 论文在 http://psycnet.apa.org/?&fa=main.doiLanding&doi=10.1037/pspi0000008
[7]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3/04/why-the-rich-dont-give/309254/
[8] 比如这篇经济学论文：Mark D. White, Can homo economicus follow Kant’s categorical imperativ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3 (2004) 89–106.…

（已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15年3月30日）

中国的应试教育就如同不断恶化的空气质量：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但是大家都习惯了，仿佛这已经不是一个毛病，而是一个特色。想上名校，就得有为了考试而学习的觉悟。

可是河北衡水中学还是有本事把应试教育的问题玩得更大了。据报道[1]，衡水中学是这么准备高考的：洗脑式的激情教育、高压式的管理和控制、反人性的成功学。学生们打饭跑操都带个小本子记单词，禁止任何娱乐活动，连课外书都不能看，“一名高一女生因为感冒嗓子疼，在自习课上喝了一口水，班主任便通知其远在邢台市的母亲来校，女生则含泪站在保安室写作业……”

如果高考是一场不得不打，而人人又都不想打的战争，在这个各方一再呼吁裁军停火的时刻，衡水中学正在加剧军备竞赛。

衡水中学这么做对吗？过分的应试教育会不会损害中国人原本就不强大的创造力？那些更有创造力的学生会不会被衡水中学的野蛮打法抢了机会？

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一个问题：高中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直观的答案当然是高中是用来传授高中知识的地方 — 但这个答案是错的。

蓝翔技校才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普通高中所学的大部分知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无用处，绝大多数人高考之后一辈子也不会再用到椭圆参数方程和甲烷的分子式。高中知识甚至无用到对本专业都没用的程度，一个职业作家面对高考语文试卷几乎不可能取得高分，他甚至可能连作文分都高不了。

我们当然也会在高中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但高考试题早就远远超出了“有用”的范畴。想要学会解答高考试题，必须经过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这些训练并非以“对真实世界有用”为目的，而是以考试为目的。所以高中知识不是全民健身，而是竞技体育 — 就如同举重运动员的训练不是为了学习怎么往楼上扛冰箱一样。

高中的最根本目的并不是传授知识和培养人，而是把人分类。从高中毕业出来，一部分学生将进入著名大学，他们日后会有很大的机会获得一份高薪而体面的工作。一部分学生只能进入普通大学，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上不了大学。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社会挑选，但高中这一次可能是最重要的。高中，是个把人分类的机器。

命题者设计那些刁钻古怪的高考题，并不是因为这些题目有实际意义，而是因为它们够难！当然解题也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意志品质，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只有足够难的题目才能更好地把人和人区分开来。

也许有人立即会说这是一个邪恶的制度！为什么非得把人分类？人的技能难道不是连续变化的吗？艺术和社交这些高考不考的项目不是也很重要吗？有很多没上过名校的人不是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吗？是。但是你得先了解一下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

为什么会有人失业

最理想的市场中不会有人失业。如果劳动力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你只要愿意拿比别人低的工资，就可以得到任何工作的机会。但是在现实中，只有非常低端的工作才是这样。

比如说农民工。最近我看网上一篇业内人士写的关于建筑业农民工的文章[2]，说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跟农民工素质低也有关系：毫无纪律性，想挣钱了就来干几天，对工作不满意或者赶上农忙了说走就走，包工头不得不再重新找一帮工人，工程进度和质量根本无法保证。其实这个“素质问题”绝非中国农民工所特有，一百年以前，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面临同样的局面。

当时福特推出的新车型彻底改变了汽车的制造方式，工厂不再依赖拥有高技能的熟练工人，任何人来了都可以迅速上手，这使得亨利·福特根本不担心招不到人。跟现在中国工地的包工头一样，他的烦恼在于工人的士气太差。活儿太累，工作时间太长，工资也不高。工人们常常干不了几个月，甚至干不了几天就不来了，等实在没钱花了再回来，流动性非常大，而且来了也不好好干。

于是在1914年，福特推出了一个新政策。他把福特公司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天5美元 — 这相当于市场平均工资的两倍多，而且把工作时间从9小时减到8小时。

这份工资足够工人稳定地养家糊口了。工人们不但第一次对工厂有了一份感激之情，而且开始珍视自己的工作。他们主动努力工作，生怕被解雇，队伍实现了空前稳定。所以中国包工头应该学学福特公司，不过这不是本文重点。

关键在于，这份远高于市场供求水平的工资使得人们挤破头地想要成为福特的工人，甚至为此引发了一场骚乱。这可能是史上第一次，有人想干个体力活都干不成！[3]

福特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标准来选拔工人，比如其要求你家里必须干净体面。这些标准跟工人能不能干好活关系并不大，它们的作用在于淘汰人！一个有幸进入福特公司的人和一个没被选中的人之间很可能根本没区别，唯一问题仅仅在于名额有限。

福特公司这一招，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意义。哪怕是“谁来了都能干”的工作，企业也不希望“让谁都来干”，而希望员工都有一定的忠诚度和凝聚力，并愿意为此支付一个更高的工资。至于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就更是如此。中国过去曾经允许任何略懂医术的人作为“赤脚医生”行医，而现在没有正规医学院学位根本不允许你给人看病。用一个高准入标准和高工资来保证医生工作的稳定性和士气，才是正确做法。

这就需要用一些门槛把一部分人挡在外面。这些门槛应该给人公正的感觉，好像得到位置的人真的是靠能力得到的一样。实际上往往有能力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多，门槛的作用就是明明他有能力，我们还是因为名额有限而找个借口淘汰他。这就是为什么据说有的作家评个职称也要考英语。

学历就是最好的门槛。

竞争游戏

我们来玩一个叫做“婚姻超市”的经济学思想实验[4]。假设房间里有20个男生和20个女生。他们要做一个两两配对的游戏，只要配对成功 — 不管有没有真爱 — 就可以领取100元奖金走人。我们可以想象奖金大概会被平分，男女各得50元。

现在假设参加游戏的男生少了一个，20个女生必须争夺19个男生。女生们为了拿着奖金离开，会怎么做呢？她们应该贿赂男生。只要你愿意跟我配对，我宁可多分给你一点奖金。

这游戏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只要有一个女生给男生加价，其他女生就不得不跟着加价。如果所有女生都不想被最后剩下一分奖金都拿不到，她们就会竞相加价。在极端情况下，女生们最后同意自己拿1分钱就行 — 这样每个男生都可以得到99.99元！可惜就是这样，最终还是有一个女生什么都得不到。

这些女生完全可以坚持拿50元不动摇，可是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被剩下，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付出更大的代价。

考大学就是这样的游戏。名校是一种稀缺资源。只要想进入名校的学生比招生名额多，高考竞争就一定激烈。如果所有高中生都不用功备考，大学也要招这么多人；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自己考不上而用功，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投入大量无谓的精力，大学还是只招这么多人。

高考竞争本来已经很激烈了，现在衡水中学的学生用了一个更激烈的方法来玩这个游戏。他们把游戏难度推到了极致，他们是第一个给男生出价99.99元的女生。

所以人们当然要问，你们这么玩会不会把游戏玩坏了？你搞考试军备竞赛，会不会绑架全国高中生只为考试而学习，乃至于影响中国的创新大业？

不会。

国家是因为教育而富强的吗？

韩国的高考竞争，比中国更激烈。首尔、高丽和延世大学是韩国三所最好的大学，其录取不看别的，只看考试分数，体育文艺家庭背景都没用。韩国所有大公司高管都来自这三个大学，CEO之间常常是校友关系。上与不上这三个大学，未来工资水平有天壤之别。

韩国高中生的学习时间并不比衡水少。他们要在学校呆一整天，晚上还要去上私立的补习班。这些补习班是专门传授考试技术的地方，比白天的公立学校重要得多，据说一个最著名的补习老师一年能赚400万美元。衡水中学对学生实行量化管理，而韩国的学校对老师也实行量化管理，用一系列指标评价老师提升学生成绩的能力，最好的老师像明星一样被抢来抢去。

为了高考，韩国人甚至正在慎重考虑是否应该实行男女分校。韩国人研究发现学生的高考成绩主要取决于其上自习时间的长短，为此他们认为男女同校是个不利因素[5]，因为数据显示男女同校的学生自习时间比单纯的男子高中或女子高中学生少一小时。相比之下衡水中学虽然禁止学生谈恋爱，毕竟还是男女同校。

自习时间越来越长对孩子成长也可能不利，韩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搞了个停火协议 — 晚上11点之后禁止补习班上课，并且让群众有奖举报哪个补习班到点了没有放学。居然有人靠举报补习班一年挣了25万美元[6]。

可是韩国不管是科学还是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似乎都没被高考的军备竞赛所影响，它是亚洲科技创新最强的国家之一，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中国。不但如此，这么强大的考试文化之下，韩国居然培养出了比中国更多的优秀足球运动员，他们甚至在电影电视剧和音乐方面也比中国强。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常识上认为教育强才能国强，所以“再穷不能穷教育”，但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实际上如果你查看历史记录，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其实是在这个国家的经济腾飞以后才起来的。台湾省1960年的识字率比菲律宾低，人均收入只有菲律宾的一半，如果教育决定经济增长，那么那时候的菲律宾应该别台湾更有增长潜力。然而事实却是现在台湾省人均收入是菲律宾的十倍。类似地，韩国在同一时期的识字率比阿根廷低很多，人均收入只有其五分之一，而现在韩国人均收入是阿根廷三倍[7]。

事实上中国大力加大教育投入也是近年经济高速增长了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过去经济增长之前很穷的时候，教育更穷 — 但是“穷教育”并没有耽误经济增长。

所以也许不是教育水平决定经济增长。也许是经济增长了以后，社会上有了更多高薪职位，人们为了能得到这些职位才对教育产生更大需求[8]。没有一个好的教育系统培养众多高素质人才，当然搞不了创新；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创新的工作机会，那么它也不需要创新人才。人才和工作机会其实是共同增长的，而历史数据似乎显示，工作机会必须先走一步来带动教育发展。

人才并不神秘。在市场作用下如果一个高科技公司需要某一方面的人才，它就一定能找到这方面的人才。韩国完成了产业升级，它给年轻人提供了大量高水平工作，年轻人自然就会为得到这些工作而努力。他们可以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学到很多跟工作相关的东西，甚至可能大学也教不出什么有用知识，他们更多地是在工作实践中学习 — 前提是他们首先得能进入一个好大学。至于学生在高中这几年是否花了太多时间准备考试，可能对国家经济真没什么大影响。

穷人和富人：谁更应该上名校？

我并不是说教育不重要，教育对个人非常重要。众所周知有名校学历可以大幅提高一个人毕业后，甚至是一生的收入水平。但这里仍然有个因果关系问题。一个能考上名校的学生必定是非常聪明的，那么他未来的这个高收入，到底是因为他聪明而获得的呢，还是因为他上过名校而获得的？

也许一个聪明学生因为种种偶然原因 — 也许临场没发挥好，也许他更喜欢家乡的大学 — 能去名校而没有去，他未来还能获得同样水平的收入吗？

两个美国经济学家，Stacy Dale 和 Alan Krueger，考察了将近两万个高效毕业生在毕业十年到二十年的收入情况[9]。首先很明显名校毕业生收入更高：一个1976年进入常青藤名校的学生在1995年时的平均年收入是9万2千美元，而对比之下如果他当初上的是个普通大学，收入将只有7万美元。

但这个研究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它考察了那些有本事上名校但是最终去了普通大学的人。在一项统计中，519个学生同时被名校和普通大学录取，结果他们后来的收入是一样的 — 不管他们当初选择了名校还是普通大学！更进一步，只要这个学生有很好的SAT（相当于美国高考，但可以考多次）成绩，哪怕他因为什么原因被名校拒绝了，他最终的收入还是跟去了名校的学生一样好。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研究，对聪明学生来说，上不上名校并不重要。你走这条路能成功，走别的路也能成功。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足够复杂，而市场足够有效，以至于一次没被选中也无所谓。所以如果你有足够能力，没去成复旦去了中南大学并不耽误你将来的收入。

但我们有理由怀疑学生的家庭因素在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这个有点出乎意料的结论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不好使。这个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不上名校对他影响巨大，可以说第一步走错以后想出头就很难了。所以如果你来自低收入家庭，不管中南大学校长多会吹，能去复旦就千万别去中南。

那么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到底差在哪了呢？可能是社交能力，可能是找工作时来自家庭的直接帮助，也可能是综合素质，比如说想象力。有条件的家庭根本不会让孩子一门心思考试，他们会想办法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这样的孩子将来显然会有更多机会。

但想象力是个很奢侈的追求。2014年一项最新研究[10]发现，以基尼系数为标准，收入分配越平均的国家，其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越强调“想象力”，教育手法越宽松；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家长越强调“努力拼搏”，教育风格也更独裁。而中国是后者之最极端例子。

如果你的竞争压力不大，甚至上哪个大学找个什么工作将来收入都差不多，你一定有闲情逸致搞想象力。如果面临考不上名校未来收入就必然不行的局面，你最好还是先考上再想象。

在这个基尼系数高达0.47的时代，衡水中学学生们想象力非常有限。而对富裕家庭来说，既然上不上名校与收入无关，就完全不必担心来自衡水中学的竞争。他们甚至可以直接把孩子送到国外读大学，完全不耽误想象力。

美国大学录取学生并不只看SAT成绩。各种文体才艺、在高中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当过志愿者做好事，都是重要考虑因素。这些标准对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利。你要才艺，我可以聘请最好的花样滑冰老师；你要名人推荐信，我认识你们校董；你要领导力和社会公益，我甚至可以出钱把孩子就送到边远国家当志愿者刷经验值。

衡水中学的大多数同学恐怕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羡慕那些出国上大学的孩子吗？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并不埋怨这个社会。报道说在学校洗脑式的教育中他们的精神面貌非常积极向上。他们高喊着“拼直到赢，拼直到成”之类的励志口号，充满正能量。他们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拼搏，就有资格 — 而且也有可能 — 对中国的好东西分一杯羹。

而大人们应该做的就是向他们保证：你想的是对的！— 这难道不就是中国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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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青年报2014年10月专题，《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作者李斌。http://zqb.cyol.com/html/2014-10/23/nw.D110000zgqnb_20141023_1-03.htm
[2] 这篇文章叫《关于农民工讨薪那点事儿》，作者@裸枪，http://www.weibo.com/p/1001603800923997626634
[3] 蒂姆·哈佛德在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Strikes Back 一书中提到此事时开玩笑说，“亨利·福特发明了失业”。
[4] 这个实验来自蒂姆·哈佛德 The Logic of Life 一书。
[5] 环球时报：韩国媒体称男女同校就读影响学生高考成绩，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3-28/4683441.shtml
[6] 此事来自 Amanda Ripley, The Smartest Kids in the World 一书。
[7] 这些数据来自 Nicholas Taleb， Antifragile 一书第14章。
[8] 经济学家 Alison Wolf 在其 Does Education Matter?: Myths About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9] 这项研究的介绍见于 http://www.nytimes.com/2000/04/27/business/economic-scene-children-smart-enough-get-into-elite-schools-may-not-need-bother.html 和 http://economix.blogs.nytimes.com/2011/02/21/revisiting-the-value-of-elite-colleges/
[10] Matthias Doepke, Fabrizio Zilibotti, Tiger moms and helicopter parents: 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style, 11 October 2014, VOX CEPR’s Policy Portal. http://www.voxeu.org/article/economics-parenting…

（《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12月25日）

我最近在微博推荐了哈佛大学搞的一个“内隐联系测验（IAT）”，这个测验可以用非常巧妙的办法发现一个人是否有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微博评论中有多人反馈，说他们的测试结果是他们对黑人的印象比对白人更好。看来恒大外援埃尔克森说得对，中国没有种族歧视。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歧视。中国有地域歧视，有性别歧视，有年龄歧视，这些歧视并不比种族歧视好 — 而且如果你把它们想明白了，也许会发现种族歧视也没那么坏。

先别担心，本文仍将保持政治正确。我要说的是歧视其实是一种特别有用的思维方式，人人都用。因为这个原因，想要依靠宣传教育去消除歧视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将会看到，虽然消除对一个群体的歧视很难，但是任何个人都可以让自己不被歧视。

哈佛的测试能观测人的内心，可是研究真正重要的歧视问题得讲究一个论事不论心的原则。打开任何一个国内足球新闻的网友评论，里面最热闹的永远是山东人跟广东人对掐。这些口水没什么意义，得看人们怎么做。一个广东球迷到山东饭馆吃饭，饭馆老板会不会因为歧视他而有钱不赚？招工不用女人和老人，大学不录取农村考生，生意不跟河南人做，这样的歧视才是实质性的。

最好的办法不是做问卷调查，而是做实验。比如不久前三个美国商学院的研究者搞了个针对美国大学教授的种族歧视实验。他们从259个大学中随机选择了6500个教授，以学生的名义给这些教授发电子邮件，假装希望成为这些教授的博士生。所有电子邮件的内容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点是发信人名字，这样教授可以根据名字猜出发信人的种族和性别。

结果这些引领自由主义风气之先为人师表的教授们并未让研究者失望 — 实验表明他们的确有种族和性别歧视。在歧视最严重的商学院，如果你是一个白人男生，你的套磁信获得回复的可能性有87%；如果你是女生，或者是黑人、西裔、印度人或者中国人，你获得回复的平均可能性只有62%。更令我气愤的是尽管一向以谦虚好学闻名，中国学生居然是以上所有人群中被教授们歧视得最厉害的。

这个研究还发现，那些本身就是少数群体的教授居然也歧视本群体的学生！女教授也歧视女学生，黑人教授也歧视黑人学生，西裔教授也歧视西裔学生，……唯一的例外是华裔教授并不歧视中国学生。

这就有点奇怪了。如果“歧视”就是对某个特定人群心怀恶意，那么怎么解释一个大学教授居然会歧视自己的种族？也许更合理的解释是教授们之所以更偏爱白人男生，是因为白男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也许教授认为带个白男学生更有面子？也许中国学生收到的回复少是因为中国学生平时写的套磁信太多？

类似这样“用数字发现真相”的研究非常之多。风险投资者歧视女性，他们在同等条件下更乐意把钱投给男性创业者，而且长得越帅越好 — 相比之下女性创业者的相貌却并不能带来加分；硅谷公司歧视老年人，以至于有秃头的年轻人为了找到硅谷工作而去做头发移植；女科学家的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少于男科学家……等等等等。

考察这些研究，我们很容易产生这么一个感觉：也许这些所谓歧视并不是发自内心地敌视某个群体，而仅仅是出于某种自利目的。既然在我们的印象中成功的创业者和科学家大都是男的，学东西快干活猛的工程师都是年轻人，我们最方便的办法自然就是更关注这些群体。这种心理也许是偏见，但真谈不上是什么坏心。可是你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2007年格拉德威尔的Blink一书，和2008年耶鲁大学教授Ian Ayres的Super Crunchers一书，都提到了一个派学生假扮顾客去车行买车的实验。在美国买车可以跟销售讨价还价。这项1989年的实验中六个学生，有男有女，有白人有黑人，跑遍芝加哥所有车行，结果发现销售们对黑男总是狠狠地要高价，对黑女稍好，对白女又更好点，而对白男则一上来就给一个不错的价格。后来类似的研究更发现黑人不但拿不到好价格，而且拿不到好的车贷利率，甚至连试驾的机会都比白人少。

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吗？讲价的目的就是把生意做成，你给这么高的要价，不是摆明了为了歧视连生意都不做了吗？

但是别着急，关于黑人买车的研究还在继续。在2013年出版的The Why Axis一书中，两位行为经济学家Uri Gneezy和John List介绍了自己最新的买车实验。他们发现黑人的确受到价格歧视 — 但是你得看买什么车。如果一个黑人去车行要看五万美元的宝马，他得到的报价的确会比白人高，而且经常不给试驾。可是如果是低档次的车，那么黑人跟白人得到的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销售给黑人一个高报价根本就不是因为他歧视黑人，而是因为他觉得黑人收入低反正也买不起，索性用一个高报价结束对话！

歧视有两种。一种是“敌意歧视”，损人不利己，宁可不赚你的钱也不跟打交道，甚至还要故意黑你。另一种则是“经济歧视”，对某一人群的区别对待无关个人感情，纯粹是出于自利。现在随着社会进步，敌意歧视其实正在减少，而经济歧视则在增加。

跟给黑人报高价一样，很多看似是敌意歧视的现象实际上是经济歧视。黑人来了把钱包看紧点，机场安检更重视中东长相的人，加强对同性恋者的艾滋病防控，人们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仇恨这些群体，而仅仅因为黑人犯罪率更高，大多数恐怖分子是中东人，以及同性恋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异性恋。

经济歧视者使用的思维方式也可以称为“统计歧视”：我们很难充分了解一个单独的人，干脆就用他所在的群体给人的一般印象来代替他。这种思维当然是一种偏见，很容易犯错，一定会有人受到冤枉。但这种思维也是有用的。最近我们一家领着孩子在美国过机场安检，有几次被直接领到绿色通道，不用脱鞋也不用把笔记本电脑从包里拿出来，显然工作人员感觉拖家带口的人不太可能是恐怖分子。我有一次自己走，居然也因为人畜无害的中国人长相享受了这样的待遇。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对很多人来说肯定是不公平的，但是它提高了效率。

现在我们还可以再想想种族歧视。种族歧视的起源，也许就是一种经济歧视。2013年一本进化心理学新书The Rational Animal中说，不愿意跟异族人接触其实是人的一种非常基本的自动思维。这种思维与审美无关，它来自避免疾病的本能。过去疾病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外来人往往能带来新的疾病 — 任何看过《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人都知道本地人很难对抗外来人的病菌。也许种族歧视就是这样从本能变成行为禁忌，从禁忌变成群体偏见，从偏见变成恶意。

时至今日，除了个别特别愚蠢的人拿别人的种族找自己的优越感之外，真正恶意的歧视已经不多见了。经济歧视，才最值得关注。坏消息是想要消除针对某个群体的经济歧视非常困难。好消息是对个人来说经济歧视是有解的！

The Why Axis一书中有个让黑人问路的实验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研究者找了不同性别和年龄的白人和黑人在芝加哥街头问路 — 他们问的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找到的地方 — 并统计这些人各自受到了什么级别的帮助。结果不出所料，白人女青年受到的帮助最多，黑人男青年受到的帮助最少，人们可能用一句“不知道”把他打发掉，甚至还可能随便给他指个错误的方向。不过老年黑人和女性黑人仍然得到了足够的帮助。看来这可能是针对黑人男青年犯罪率高的一种经济歧视，不愿花时间给他指路是出于自我保护。

这个歧视怎么破？研究者让同一个黑人男青年西装革履，打扮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形象再去问路，结果就获得了很好的帮助！

想要强行改变一个群体的整体形象，可以使用大规模宣传和教育的办法，比如好莱坞电影中尽量给黑人正面的形象。有研究发现在做IAT之前先看一些关于黑人的正面新闻，尤其是当黑人运动员刚刚拿了一块奥运金牌的时候，测试出来的歧视程度就可能会被改善。但是这种宣传的作用有限，而且如果一个种族的犯罪率明明很高，你非得把他们都描写成无辜的受害者，你不是误导别人吗？

再者，宣传和教育对经济歧视的具体行动意义不大。如果一个工程系教授不愿意录取女研究生是因为他认为女生科研能力不如男生，你能用宣传教育的方法消除这个性别歧视吗？

弱者抱怨别人歧视，强人都是自己主动出击。

有传闻说John List等人做的这些行为经济学实验有可能会得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既然如此我们就再说一个。残疾人经常受到歧视。List等人做实验发现，如果一个残疾人去修车铺修车，他得到的报价，比健康人修同样的车要高30%。这是修车铺故意欺负残疾人吗？其实是因为他们吃定了残疾人行动不便，不愿意货比三家。

在后续的实验中研究者让这个残疾人一进修车铺先说一句话。结果这一句话就能确保他拿到跟健康人一样的价位。

这句神奇的话是，“我今天要拿三个报价。”…

(此文是去年《万科周刊》的约稿，现在贴出来也不算晚。)

工作重要还是健康重要？这个问题不是心灵鸡汤问题，而是经济学问题。据统计，我国大城市白领中因为经常加班而处于过劳状态的接近六成，其亚健康的比例高达76%。每个人都知道加班可能损害健康，然而大多数人在工作和健康之间仍然选择了工作优先。某些心灵鸡汤派人士对此显然持鄙视的态度，难道你们不知道没有健康一切都是零么？这些人难道是集体处在一种非理性状态，都挣钱不要命了么？

如果每加班一小时都一定能使寿命减少五分钟，世界上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人加班。但工作时间与健康并不是一个确定关系，而是一个概率关系。比如一项历时11年，跟踪考察了七千个英国人的最新研究显示，每天工作11个小时的人患心脏病的可能性比8个小时就下班的人高67%。这个结果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可怕，因为一般人患心脏病的概率本来也不高。有很多人一生劳累奔波，最后仍然长命百岁。而统计表明那些工作很轻松，生活无压力的人反而不如努力工作的人长寿。但不论如何，超时工作的确会带来更高的健康风险。

即便如此，那些为了工作而宁可冒这个险的人也可能是相当理性的。事实上，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强调工作优先。60%的白领处于过劳状态？中国企业家的过劳比例是90.6%。一项美国的统计说，如果你手下有一两个人，你大概会有9%的可能性为工作而主动错过一次体检；如果你手下有三四个人，这个可能性就会变成30%；而如果你手下有11个人以上，可能性则是41%。越有钱的人，他们的健康就越值钱 — 所以他们就越有可能用健康换钱？

只要换得值。我们可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妓女。哪怕媒体再怎么宣传安全套对防止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意义，哪怕安全套变得非常便宜而且很容易获得，很多妓女仍然会在一些性交易中选择不用。这并不是因为妓女居然愚蠢到听不懂关于艾滋病的科普，而是因为她们比一般人更了解艾滋病 — 她们在长期的“工作”中做出了理性的计算。

安全套是妓女的一个重要讲价手段。据伯克利的经济学家Paul Gertler等人针对墨西哥妓女的一项研究，如果“客人”坚持要求使用安全套，那么他就必须在谈好的价格基础上多付10%；而如果他坚持要求不用安全套，则必须多付24%。那些被认为更有吸引力的妓女则可以因为不用安全套而多获得高达47%的收入。

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但这个风险不是无限大的。Tim Harford 在 The Logic of Life 这本书中提到，平均每800个墨西哥人中，才有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即使是妓女，这个比率也只有1%。哪怕一个妓女运气差到正好跟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进行不用安全套的性交易，她因此而被感染的可能性也不会超过2%，而如果双方都没有其它性病，这个可能性甚至低于1%。这么算的话她在一次不被保护的危险性交易中染上艾滋病毒的概率大约是万分之0.125。考虑到她因此而多得的收入，经济学家计算，墨西哥妓女平均每损失一年的健康生命，可以额外获得一万五千到五万美元，相当于她年收入的五倍。

五年收入换一年生命，这就是墨西哥妓女健康风险的价值。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个交易根本不值，但中国煤矿工人很可能还拿不到这个价。所谓“健康无价”，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次出行都冒着交通事故的风险，但我们还是决定冒这个险。所以对待健康和工作的正确态度，不是一味的强调某一端，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计算。

在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里，更高的风险必须给人更高的价格。而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做到这一点。很多人的议价能力连墨西哥妓女都不如，可是他们别无选择地接受了自己健康的价格。这时候你能指责他们愚蠢么？

某些事业会使人完全忽略任何形式的计算，人们为了完成这个事业可以什么都不顾。邓稼先不是不知道核辐射，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健康对国家的重要性，但他仍然选择自己亲自去查看核弹碎片。橄榄球是一个高风险高利润的运动，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蒂尔曼拥有三年360万美元的合同，但他在911之后选择了一个更高风险，却更低利润的职业：参军，结果死在了阿富汗。

经济学大概解释不了邓稼先和蒂尔曼的行为，而且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钱来衡量。但不管算什么，大多数人的大多数工作是做了计算的。有人参加美军去伊拉克服役只不过为了一家人的医疗保险。日本核泄漏事故，前往清理福岛核电站的全部志愿者的年龄都超过60岁。人们把这些志愿者视为英雄，他们的确是英雄，但他们是有理性的英雄。据一个志愿者跟记者说，他们的决定不是出于勇敢，而是出于逻辑：“我今年72岁，大该平均还有13到15年的寿命。而就算被辐射了，也需要至少二三十年才能形成癌症。所以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得癌症的可能性更小。”

所以一个选择了高风险高回报的人在健康出问题以后应该愿赌服输 —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很可能还是这样选。真正应该后悔的是因为酒后事故重伤残疾的足球运动员曲乐恒和当时开车的张玉宁这样的人。酒后驾车的回报远远抵不上其风险，作为球星明明应该专门玩大的，却在这种小事上冒险。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说的是不冒不该冒的险。而正确的态度不是不冒险，而是看值不值得。曹操说袁绍“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大约就是说他不会正确计算自己健康的价值罢。…

(果壳网，2011年3月22日)

与其说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是对核电这种能源前途的考验，不如说是对公众科学素养的考验。“核”使人想到原子弹，本来就不是一个形象好的词，而“核电”则更进一步使人想到癌症。以前人们不喜欢核电，现在人们恐惧核电。最近“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甚至说核电“一旦出大事，四川话都面临消失的危险”。

其无知如此。

所以我们有必要看看核电站能出什么大事。最近有无数篇文章介绍核泄漏的相关知识，这些文章说来说去都是“日本目前辐射剂量多少，天然辐射剂量是多少，而国家标准是多少”之类的数字，效果不是很明显，以至于还是有无数人反对核电。“辐射剂量”其实不是一个好的辐射知识，我想介绍一点更基本的知识，这些知识至关重要，却恰恰没有成为公众的常识。

核爆

在最坏的情况下，哪怕有一帮科学家彻底疯了，要自爆核电站以报复人类，核电站也不会像原子弹一样爆炸。你可能会获得一次常规当量的爆炸，像动作电影里一样，几个房子被炸毁，但绝不是原子弹。因为原材料纯度远远不够。这个知识是容易理解的，如果核爆炸这么容易，某些国家早就有核武器了。事实上，维持核电站反应堆中的链式反应是很不容易的，以至于如果失控，链式反应会立即停止。燃料会继续变热，像日本这样需要灌水冷却，但这种变热不是链式反应，也就是说哪怕你不管了，让燃料自己慢慢冷却，它也不会发生核爆。

核电事故的有害性在于辐射。在最坏的情况下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会因为辐射在几周之内死亡。但这种辐射引起的直接死亡并不影响公众利益，因为任何工厂的大事故都可能导致工作人员死亡，核电站并不特殊。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核电站都不会导致四川话消失。核电站泄漏对公众的真正危害是癌症。所有人都知道辐射导致癌症，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不辐射也可能得癌症。

癌症

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对美国17个地区统计的最新数据，一个人一生之中得癌症的概率是44.29%，最终因癌症而死的概率则是21.15%。注意美国是个发达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范围内死于癌症的概率只有13%，这是因为不发达国家的人还没等到得癌症死就已经因为别的原因死了。

美国的数据给出了一个人患癌症的基础概率。有些癌症可以用吸烟和环境之类的原因解释，有些癌症则无法解释。哪怕你的生活方式再健康，你的食物再有机，你的环境再清洁，你再远离各种核辐射，你也有差不多20%的可能性死于癌症。科学家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需要一点概率意识。并不是说一旦被核辐射了，25年或者多少年内就一定会得癌症。核辐射致癌的数学是在20%的“基础概率”上的基础上，增加人死于癌症的概率。这个被增加的概率与辐射的剂量成正比，具体地说就是每受到25雷姆的辐射，得癌症的概率增加一个百分点。这里“雷姆”（rem）是对人体有效的辐射计量单位，换算成媒体报道常用的单位“西弗”（Sv），是1雷姆=10毫西弗=10000微西弗。

100雷姆（也就是1000毫西弗）以下的辐射不会对人体产生直接的影响，唯一的可能就是长期看来得癌症的概率增加了4个百分点。所以“雷姆”和“西弗”都不是衡量辐射剂量的好单位，“癌症增加概率”才是好单位。

据报道，日本距离福岛最近的三个县中目前辐射剂量最高的是茨城县，为每小时0.169微西弗。在这个剂量下要想使一个人死于癌症的概率增加1个百分点，他必须在茨城县生活250000/0.169/24/365=168年。注意这还不算辐射剂量会随时间下降。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所在城市的空气污染导致增加的癌症概率高于一个百分点，而茨城县又想吸引移民的话，他现在就可以搬过去了。

以上计算的一个缺陷是我们没有考虑到核泄漏初期的辐射。那个时候的辐射剂量要强得多，如果核电站是建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那么可能会有很多人因为重大事故而一次性地“被增加”不少癌症概率。同时，核辐射的确有可能漂洋过海影响邻国。也许邻国受到的辐射剂量非常微小，但微小的剂量也有可能增加癌症率啊。所以更有意义的数字，是一次核电站事故总共可以增加多少癌症患者。这个数字很难算，但我们有三个历史上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长崎和广岛的两颗原子弹。据估计，在原子弹的10万幸存者中，平均每人受到的辐射剂量大约是20雷姆 — 也就是说每人被增加的癌症概率是0.8%。这相当于10万人中有800个本来不应该死于癌症的人最后死于癌症。这10万人中本来应该有至少20000人死于癌症，现在变成了20800人。

第二个例子是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设计非常之差，甚至没有一个有效建筑把反应堆隔离一下。这导致被事故直接影响的3万人平均受到的辐射剂量是45雷姆（高于原子弹），他们被增加的癌症概率是1.8%。这意味着3万人中有500人得了不该得的癌症。

切尔诺贝利事故总共导致了多少癌症？200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它的总影响是使4000人得了不该得的癌症，但这个估计是建立在严格的辐射-癌症正比关系上的，也就是说哪怕你受到的辐射再小也会增加一定的癌症概率。很多科学家对这个关系有争议，认为如果辐射剂量小于6雷姆（相当于6万微西弗），那么根本就不会增加癌症概率。也就是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估计是上限。

第三个例子是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事故。这个核电站按今天标准也不行，如果设计的更合理一点，事故是可以避免的。那么这个事故增加了多少癌症呢？计算表明是，一个。实际上，2002年的一个研究表明三里岛居民的癌症率根本就没有显著增加。更有意思的是三里岛核电站所在地因为土壤里存在天然铀，其辐射本底本来就高。三里岛附近居住的5万居民，就算没有核电站，也会有60人因为死于天然核辐射导致的癌症。

中国和美国的国家标准都是规定一般公众每年受到的辐射剂量不超过1毫西弗，也就是0.1雷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茨城县因为每年的辐射剂量（假设剂量不变）是1.48毫西弗，就超标了。但国家标准是一个相当保守的规定。这个标准是建立在前面说过的辐射-癌症正比关系上的，也就是说它认为不管辐射的剂量多么小，都会带来癌症。就算我们认为这个正比关系成立，那么0.1雷姆标准背后的逻辑是它会增加0.004%的癌症概率。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癌症概率，只看辐射国家辐射标准的话，你就丧失了在不同癌症之间权衡比较的权力。一个辐射超标但是空气清洁的城市是不是比一个空气污染但是辐射达标的城市更安全？1毫西弗标准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实际上，丹佛附近的天然辐射剂量就超过国家标准。一个丹佛居民每年受到的辐射差不多正好比一个纽约居民高1毫西弗。然而丹佛的癌症发病率低于美国大部分地区。

所以国家标准其实是个人治标准。对于决策者而言，辐射-癌症关系远远比国家标准更有参考价值。因为国家标准的存在，公众得到的是经过封装的科学知识。公众害怕的不是辐射，而是对国家标准的践踏。这正如公众恐惧的不是癌症，而是因为“奇怪”原因导致的癌症。

哲学

现有的核电站，更不必说在建的核电站，其安全水平都绝对超过切尔诺贝利。这次日本地震产生的核电站癌症能有多少？要知道切尔诺贝利的上限才4000人。现在我们用最保守的估计，假设全世界的核电站每隔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切尔诺贝利水平的大事故，导致4000人死于癌症。那么每年因为核电站而死于癌症的人将是400人。

我们的问题是，这种情况能坏道哪去呢？或者说，我们有权为了取得能源而牺牲这四百个人么？

这显然不是一个物理问题，有些哲学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据说有个哲学家曾经提出一个“头疼问题”。说假设现在有10亿人正在轻微地头疼，如果你杀死一个无辜者，那么这10亿人的头疼立即就能好，请问你杀还是不杀呢？

我猜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不杀。具体到核电站，也会有很多人选择宁可不要核电也不能牺牲四百个无辜的生命。但也有一些人会认为牺牲是值得的。我最近看了一点《借枪》，地下党行动组组长铁锤就认为牺牲学生去刺杀加藤是值得的，而熊阔海则认为不值得。所以这位哲学家煞有其事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像此题无解一样。

可是事实是我们中的所有人，早就选择杀了！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以十万计，可是我们该开车开车该坐车坐车。从来没有人提议禁止一切汽车。

更重要的是，我国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矿工死于煤矿。更不用说因为烧煤产生的污染，导致的各种病症只会更多。而烧煤，正是为了发电，这就是中国目前发电的绝对主力：火力发电。我们用着拿别人生命换来的电，心安理得。跟火电相比，核电就好像民主制度一样，虽然也不是个好的发电方式，却是“最不坏”的发电方式。

铁锤说，让加藤多活一天，我们都是犯罪。如果不尽快上核电，让火电多活一天，我们也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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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有物理知识来自 Physics for Future Presidents 一书，说的都是物理学家的常识。如果说总统需要物理知识的话，“咨询研究员”就更需要了。…

（《新知客》，2010年8月）

你相信全球变暖么？你相信手机辐射致癌么？这也许是两个愚蠢的提问 — 手机辐射和全球变暖是纯粹的科学问题，应该由科学家来回答。科学事实怎么能谈“相信不相信”呢？只能谈“知道不知道”，“理解不理解”，真是如此么？

好的科学家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冷酷无情的真理提供者：他们从不考虑任何人的爱憎，敢于跟教会，政府和广大公众的偏见唱反调，是愚昧众生中的孤胆英雄。而一般人则应该学习科学家们提供的答案，最好再把答案传播出去，与利益集团和偏见无知者作斗争！不是么？比如全球变暖，2009年的调查显示只有57%的美国人认为全球变暖是真的，相信全球变暖是人类行为导致的更只有36%，这两个数字都比上一年低。我估计在中国调查的话数字也不会高。是不是公众正在变得越来越愚蠢，或者利益集团加大了宣传攻势呢？

事实是，手机辐射和全球变暖的问题都有一点麻烦。尽管手机辐射是如此的令人关心，但就当前而言，科学家也不知道手机辐射是否真的有害。尽管全球变暖是如此的迫在眉睫，尽管绝大多数科学家都“知道”全球变暖是真的，但遗憾的是很多科学家对这个结论的处理方式远远谈不上科学。

人们对手机辐射的最直接感受是打电话的时候手机会把整个头部“烤”热，但这个热量其实比站在太阳下头部感受到的“阳光辐射”低一个数量级。手机发出的无线电波强度显然大于调频广播，但是否足以对人体细胞产生某种伤害，以至于导致癌症呢？很多科学家认为不会。2008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主任 Robert Hoover 就曾经这样向国会作证。可是你怎么敢肯定就绝对没有这种伤害？你怎么知道 Hoover 没有被通讯公司收买呢？

最好的办法是做实验。1995年的一个实验发现，每天两个小时手机强度的无线电波照射会对老鼠的脑部细胞产生伤害并可能导致癌症。然而2004年一个欧盟资助的项目重复做了这个实验，却没有得到类似的结果。

如果手机真的对健康有害，那么那些频繁使用手机的人应该比不用手机的人更容易患上某种疾病。2007年丹麦癌症学会对超过42万手机用户的统计表明，手机对健康无害。另有很多类似的研究得到同样的结论。但这些统计研究也不是完全可靠的。比如丹麦的这项调查并没有包括那些不需要自己支付手机账单的商业用户 — 而这些用户往往是使用手机最频繁的。另外，这项研究仅仅统计到2002年的肿瘤诊断，可是手机辐射也许需要几十年才能导致脑癌。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样本全面，手段科学的彻底调查。国际癌症研究总署 （IARC）就在组织了一项十三个国家参与，耗资2400万美元的长期研究，称为 Interphone Study。今年五月，研究报告终于出来了。结论是这样的：第一，那些最经常使用手机，且用的历史最长的10%用户，他们患上某种脑癌的概率比那些根本不用手机的用户高40%。这似乎是一个明确的警告。

可是这份报告的第二个结论是，那些不怎么经常用手机的用户，他们患脑癌的概率比那些只用有线电话的人要低！难道说时不时地用用手机反而会对大脑有好处么？

没准还真是这样。一个更有意思的最新成果是南佛罗里达大学的几个科学家再次用老鼠做实验，同样是每天两个小时的照射，结论居然是手机辐射可以减少记忆损失，从而避免老年痴呆症！

所以的确有科学家怀疑手机辐射的危害，但有的科学家发现手机辐射并没有危害，有的科学家甚至发现手机辐射有好处。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都既不能宣布手机辐射无害，也不能宣布有害，只能说“没有证据显示”手机对公众健康有害。在这句“没有证据”的背后，是多个研究项目相互矛盾甚至可以说漏洞百出的结论，结果就是对于手机辐射的研究，你就算都知道了并且理解了，最后仍然要面对“相信不相信”的选择。

全球变暖的研究者们达成共识的能力比研究手机辐射的科学家要好得多，与疑虑重重的公众相反，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人造全球变暖是真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公众仍然有充分的理由问一个“相信不相信”。作为一个全球变暖学说的支持者，伯克利物理教授 Richard Muller 在其 Physics for Future Presidents 一书中列举了科学家和媒体（尤其是帮戈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犯下的四个错误。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的专家和媒体也在犯同样的错误。

歪曲

一个众所周知全球变暖“证据”是变暖引起南极冰盖的减小，这会导致海平面的上升。然而事实是2001年的 IPCC 报告预测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极冰盖增加！为什么？因为变暖促进海洋水分的蒸发从而增加南极的降雪！所以你最多只能说南极冰盖减少证明科学家的预测模型有问题，而不能说它验证了全球变暖学说。

另一个著名的歪曲事实是戈尔纪录片中一张图说明飓风引起的人类财产损失最近一百年以来爆炸式增长，这张图被广泛引用，目的是证明全球变暖正在让地球上的气候灾害越来越多。这张图的唯一问题是它完全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如果你把通货膨胀计算进去，历史上的灾害损失基本上是随机分布的。很难想象这么重要的图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只能解释成是故意的。

至于戈尔片中那个因为找不到冰块而淹死的北极熊？北极熊被淹死的全部证据只有四只，他们被淹死的原因是赶上了风暴。

夸张

很多人认为是全球变暖会增加飓风等灾难性天气。的确有些科学家的模型认为这是真的，但这些模型并不完善。而另一些科学家则认为全球变暖会减少飓风的出现！风暴的产生是非常难以模拟的气象过程，不同的模型往往有完全相反的结论，总体而言，科学家并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历史记录也没有证据说现在的飓风比过去多。

数据采摘

全球变暖带来的改变是多方面的，而为了引起公众的警觉，人们往往只报道那些坏的方面。在戈尔的纪录片里，他提到由于全球变暖，龙卷风增加了。从历史数据来看，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可是他没有把数据说全。没错，如果你考察过去50年的数据统计，记录到的龙卷风的总数的确增加了，但是大的龙卷风，那些足以造成灾害的龙卷风，减少了！在这里戈尔没有撒谎，但是你能说他很诚实么？

数据采摘并不只是戈尔的习惯，很多科学家也会有意无意地这么做，比如那张著名的过去千年北半球温度变化曲线，就被查出存在重大的统计缺陷。

新闻偏见

如果这个冬天不太冷，媒体就会说你看这就是全球变暖；如果这个城市40年前比现在冷很多，媒体就会说你看这就是全球变暖；甚至2009年冬季全球很多地方非常冷，结果有媒体说专家认为全球变冷就是全球变暖。今年春季中国南方大旱，有专家说是因为全球变暖（一个新闻标题甚至是《当干旱成为习惯》）；今年夏季中国南方大汛，有专家也说是因为全球变暖。事实是过去一个世纪内全球平均温度只升高了0.55度。平均到每一年，温度能升高多少呢？每年升高的这么一点温度是否足以造成今年相对去年这么大的改变？大部分被人们感觉到的“非常”气候和变暖其实是气候的正常起伏和城市建设增加排热量的结果。

全球变暖的趋势很可能是真的，而且很可能是人类行为造成的，但是其中有非常多有争议的地方。甚至就连到底是二氧化碳增加导致温度上升还是由于温度上升导致二氧化碳增加这个最基本的论断，科学家们也在争论之中。全球变暖并不简单，可也许是本着小心为上的目的，媒体和科学家都倾向于向公众传达简单的信息。

也许公众喜欢简单的信息，但简单有代价。上世纪80年代，美国加州曾经连续六年干旱。为了让公众充分认识到干旱带来的可能危害，科学家和政客把这场干旱描写成永久干旱，一些科学家甚至提出干旱是全球变暖的特征。于是政府投资搞了很多抗旱的设施。然而六年过后开始出现连续的高降水！最后的代价是科学家们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科学家不是圣人，他们只是一帮干着可能不太普通的工作的普通人。有些科学家会为了争取眼球和科研经费而夸大自己的结果。有些科学家会因为拿了利益集团的资助而故意得出有偏见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所有科学家都会犯错误，就算他们不犯错误，他们也不可能总在公众最需要答案的时候立即提供答案。

科学家不是真理提供者，科学家是真理探索者。一个科学家的价值不是“知道”，而是“不知道”。科普文章的重大误区，在于把科学描写成科学家已经定论的东西。其实科学家在真实生活中最常干的并不是与公众，民间科学家或者宗教团体辩论，而是与同行辩论。真正值得报道，最值得玩味的科学是那些尚不知道正确答案，一帮科学家激动地争执不休的科学。科学前沿的意思不是与日常生活无关，而是没有定论。

对科学家的信任度下降不但不是社会的退步，而且是社会的进步。我们应该把科学家当成打仗之前散出去的探马。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兴奋地跑回来报告，最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情报往往互相矛盾。我们不怕矛盾的情报，因为我们了解这些探马可能会犯错误，或者他们的确不知道。我们要做的也许仅仅是耐心等待。除此之外，作为信息时代的人，我们得自己判断：怎样去相信一件“科学家讲的事情”。

（全球变暖部分所有没有给出参考文献链接的例证来自 Muller 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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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交稿之后，看到 Nature 上一篇新闻综述：
Climate science: An erosion of trust?
此文谈的也是气象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信任度下降的问题。它没有说到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