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嘻之

最近得了一本“旷世奇书”，《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这是一本1994年出版仅仅印刷了3000册的小书，被一位达人发掘出来。此书从一个军队干部的角度，讲述怎样当好一个秘书。全书没有任何空话废话，非常实在地讲了第一手的技巧和心得，这是一本秘书秘籍。有人认为是奴才哲学，但这本书讲的是怎么当一个不仅仅对得起 “首长”，也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秘书 – 就算做不到后者，至少也要当一个有尊严的秘书。更可贵的一点是从此书可以透视到一些普通人无从了解的首长们的各种行状，有助于让我们这些外人一窥官场生活。但光这些内容还称不上什么“旷世奇书”。
　　
　　我认为这本书的确是一本旷世奇书，因为它揭示了两个秘密。
　　
　　它告诉了我们中国的现状甚至未来。它还能解释中国的历史。
　　
　　此书真正的精华在第8页，“秘书是幸运的”，这一小节。其中写道（以下手打）：
　　〔…… 当需要对一些人委以重任时，首长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秘书。据某个单位干部部门统计，在一个高层次同级干部中，秘书或当过秘书的人平均年轻5岁左右，又是其他职业出身的2.5倍。〕
　　这段话有莫大的玄机。
　　
　　也就是说在每35个高层次干部中，秘书或当过秘书的人占25个（71％），而这25个比剩下的10个没当过秘书的干部要年轻5岁。现在我们思考一道数学题：等到那10个没当过秘书的“老”干部退休以后，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当过秘书的人占百分之多少？
　　
　　这10人退休之后，25个比他们年轻5岁的秘书们还在，假设总编制不变，那么我们就还要另外补充10个干部。再假设在这新补充的10人之中，秘书所占的比例不变还是71％，那么就是又多了7个秘书和3个没当过秘书的人。
　　
　　也就是说，现在35个人中有32个当过秘书，占91％。
　　
　　这个简单的计算告诉我们两个“秘书定律”。第一，随着时间变化，我国官员中当过秘书的比例将越来越高。第二，在同一时刻，越是高官中，当过秘书的比例就越高。
　　
　　60年前接手中国的官员集团中，有革命领袖，有战斗英雄，有科学家工程师，甚至有资本家和战犯。如果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现在的中国已经被这些人的秘书们接管。他们全是秘书。一国秘书。
　　
　　从道德和反腐败角度讲，秘书并没有什么不好。实际上如果官员都当过秘书，国家甚至可能更稳定。但我要说的是，秘书作为一个职业，有一个群体的系统偏见，systematic bias。这个 bias 就是秘书一定不喜欢政治体制改革。
　　
　　这倒不是因为秘书就一定头脑陈旧保守，这个偏见是自身利益所决定的。秘书之所以升的快，是因为他们最了解现有体制，他们最懂得怎么利用现有体制。他们是现有体制的最大受益者。这就好比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一定不希望改变乒乓球比赛规则一样 — 在现行规则下玩，没人玩得过他们。
　　
　　只有那些愣头愣脑的新生力量，那些原本的局外人，才最热衷于体制改革，因为不改他们就没机会。
　　
　　所以秘书定律告诉我们，官僚体制一定是向越来越僵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一贯如此：
　　- 开国之初，人们主要凭借功劳获得官位。
　　- 国家太平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主要靠“素质”获得官位，也就是科举考试。
　　- 但“素质”得官一般只对低级官员有效，再往高走，提拔谁不提拔谁，在国家无事的时代很难有什么明确的标准，于是秘书们凭借自己的社会资源开始快速占领位置。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主要靠“资历”获得位置。
　　
　　明朝中晚期候补的官员太多，甚至出现了抽签分配实缺的局面，这就是因为“功劳”和“素质”都已经是看不到的软实力，而只有资历才是硬指标。注意这里面不是腐败问题，抽签是最不腐败的方法。
　　
　　我认为中国现在就已经进入了资历得官阶段。领导人升迁和退休，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是年龄。现在在网上，通过论资排辈来预测官员仕途已经成了一门显学，比如西西河的神仙驴就是此中高手。有人甚至根据现有官员的简历，直接预测了15甚至20年后的政治局常委名单！
　　
　　在这种局面下官员必然是越来越保守。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王朝的灭亡不是因为官员腐败，而是因为官员越来越平庸无能。
　　
　　改变秘书治国的局面，历史上至少有两次尝试。明朝张居正的办法是推行“考成法”，重新按功绩而不是资历受官。明几乎中兴，但秘书们的力量是无穷的，张居正一死，新法立即废除。清朝的机遇是太平天国。曾国藩等汉臣借危机上位，结果是“同治中兴”。但慈禧一死，载沣立即排斥袁世凯等汉臣，满人秘书们重新掌权，结果清亡。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民主的一个好处就是最不讲论资排辈。每个总统都是一番选举拼杀上来的，这个制度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官员集团的生气。
　　
　　我们考察明清的两次不成功的反秘书尝试，其中一个共同特点是秘书集团太过强大，而新生力量没有的到民众的有力支持。也许下一次再搞这种尝试，可以吸取一点教训吧。
　　
　　最后，希望此文不要被秘书们和谐掉。…

有一种理论认为每一个江湖大佬，不管其功成名就以后的形象多么绿色环保，他年轻的时候都会不得不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正如共和党说 Freedom is not free，土共也可以说稳定不是白给的。但不论如何，控制言论，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可以拿来吹嘘的 asset, 搞不好还是一个永远如影随形的 liability。
　　
　　有 liability 的感觉显然不是特别愉快，这导致土共有时候进退失据。我认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旦被问到和民主言论自由有关的问题，这哥们基本上就会失去思维能力。去年有记者问“美国一个乐队“枪与玫瑰”发行了一张名为《中国民主》的新专辑，中方对此有何反应？”，秦刚的回答居然是“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 这位发言人不知道“枪与玫瑰”在摇滚乐中的地位也就算了，一句话打击一大片，居然把所有摇滚爱好者全部得罪。难道外交部搞新闻发布会是专门为了得罪人的么？
　　
　　除了对外形象不佳之外，“稳定部”在国内也越来越有问题。这是因为“大多数”虽然仍然沉默，但不愿沉默的人正在越来越多。以去年汶川地震的民间行动为标志，中国出现了一股新势力。这些人通常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有不错的收入，有社会地位。这股势力通常被称为白领小资，或者 “中产阶级”。土共不喜欢这些不着调的名字，但完全认识到这股势力的存在，并将其命名为“新阶层”。统战部认为，这个阶层目前大约有5000万人到一亿五千万人，取决于你怎么定义。
　　
　　我认为“新阶层”将会成为土共的十八大，最晚十九大，的主题。但此时此刻，土共似乎还没有想好怎么应对这个阶层。新阶层除了要求物权法，很可能还要求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一种福利。看看韩国就知道，言论自由，游行示威，也许对监督有用，但对政府决策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正面作用。但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生活，某些人会感到很不爽。土共在新形势下，必须寻找这么一个路线，使得国家既有言论自由，又稳定，号称“终极稳定”。
　　
　　美国就是终极稳定。台湾现在也算稳定。韩国有民主有自由，但是整天因为进口牛肉围攻总统府，显然不算稳定。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实现，甚至是在“一党制”的框架内实现，“终极稳定”呢？我认为有可能。
　　
　　所谓“言论自由了政府就清明”，是一个神话。事实上一个国家言论自由的终极形态，是不管言论怎么说，政府我行我素。在这样的国家里，因为政府知道那些言论左右不了自己，所以从不限制言论。而公民也知道言论左右不了政府，所以也不试图靠言论去左右政府。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只要言论是武器，言论就不可能自由。所以一个理想的“言论自由社会”，必然也是一个“言论无所谓社会”。你爱说什么随便说，反正你说了也是白说。
　　
　　我们如果考察美国和台湾，可以发现“终极稳定”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让各种自由言论互相抵消。
　　
　　2004年美国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在骂布什，布什怕被骂么？布什不怕言论自由，因为他知道不管报纸怎么说，总有足够多的人支持他。知识分子眼中的 Paul Krugman 是诺奖得主，德州农民眼中他是砖家叫兽。当几乎所有记者都反对政府的时候，老百姓却支持政府，因为他们认为那帮记者根本不爱国。纽约时报和 Fox News 互相抵消的结果，就是美国的终极稳定。
　　
　　陈水扁都这样了，台湾仍然有人力挺他。其实全体台湾人都应该感谢那些始终挺扁的人，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言论自由条件下的终极稳定。
　　
　　中国政府要想在新形势下保持稳定，要学的不是 CNN 和纽约时报，而是 Fox News。我认为很有可能，《环球时报》就是中国的 Fox News。很多小资知识分子看不上《环球时报》，只爱看《南方周末》，其实没有《环球时报》就没有《南方周末》。
　　
　　《环球时报》的影响力越大，中国的言论自由指数就越高。多出几本《中国不高兴》，鼓吹言论自由人士才有可能高兴。当每一个反对政府的声音都被一条支持政府的声音所抵消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再也不用限制言论了。
　　…

本文试图理解一个被广泛认为不可理解的事情，这就是中国政府对言论的控制。很多人都认为搞控制言论是野蛮甚至是不可理喻的做法，在你有GFW我有穿墙术的今天，政府的每一次封网行为似乎都使自己看上去更加愚蠢。中宣部，广电总局，这些怪兽机关是不是都疯了？
　　
　　然而如果我们抛开言论这一块儿看，中国政府在大多数领域内其实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相对高效的一个政府。中国的经济很不错，普通人的生活在不断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搞得都挺好，就算是科技甚至文化方面也在不断进步。有人拿土共跟当年的苏共比较，其实土共比苏共要强的多。跟停滞不前的苏共相比，土共整天像祷告一样谈论并的确实行了改革创新。一个疯子政府，甚至是一个平庸的政府，都是绝对做不到这些的。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现象：如果他们是一群聪明人，他们为什么要做控制言论这种糊涂事？我认为，限制言论，是因为土共对中国国情的两个最基本的认识。
　　
　　土共有一条基本理念，叫做“稳定”，土共说，“稳定压倒一切”。有人把中宣部戏称为“真理部”，我认为中宣部不是真理部，是“稳定部”。
　　
　　如果中宣部是“真理部”，那就意味着它要给中国人洗脑，它就会害怕中国人接触到真正的“真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土共从不限制中国公民出国留学旅游。大陆旅游团去台湾，土共并没有给每个团派政委负责防止旅游者接触“民主”。事实上，土共不但不限制，而且还鼓励中国公民多出国。有好几个知名博客整天公开骂土共，比如连越和“带三个表”，这些人该当记者当记者，而且博客也没有被关闭。
　　
　　中宣部关心的不是“真理”，而是稳定。土共，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稳定有一种宗教般的追求。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出处：《北京共识》，《2003 Roper Survey of Global Attitudes》），中国人把稳定的重要性排第二，而世界其他国家把稳定排第23. 从最近看到的几个可能是内部流出的土共给网管们的指导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宣传部门最敏感的不是那些宣扬民主的帖子，而是那些试图借助热点事件组织上街游行的帖子。稳定部并不怎么在意你怎么想，但是特别在意你要干什么。
　　
　　土共从20年前大事件中学到的第一经验是，言论是不稳定事件的开端。所以“稳定部”的任务，就是一定要把不稳定因素控制在摇篮状态中。我甚至觉得“稳定部”的工作相当有效，实际上过去20年中国发生了那么多变化，却的确很稳定。
　　
　　有人曾经动情的说，“稳定，稳定，多少罪恶假汝之名！”。可是谁也不敢拿中国做不稳定实验。
　　
　　除了稳定之外，“稳定部”对中国国情还有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我怎么说呢，根本就把言论自由当回事。网上的人说新闻联播很愚蠢，但现实生活中新闻联播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它的广告时间是最贵的。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大多数中国人没受过大学教育，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关心什么“普世价值”。“稳定部”的服务对象其实不是网上那些写博客的小资，而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理解了这个国情，我们就容易理解下面两个事实：
　　
　　第一，封网是相当有效的。很多人认为既然穿墙很容易，所以GFW无效。其实真正愿意费神去下载一个穿墙工具的人是极少数，就算这个工具再简单，绝大多数人还是嫌麻烦。理解GFW的效果，只要想像一下假设现在没有GFW，网上的言论将会怎样。
　　
　　第二，为什么2000年不封网现在封，难道是现在的土共变坏了么？其实根本原因在于2000年上网的是极少数，实际上那一拨人，现在的GFW也封不了他们。“稳定部”只关心“沉默的大多数”，而现在“沉默的大多数”也上网了。
　　
　　“稳定部”的核心任务，就是保护“沉默的大多数”不受“危险的思想”左右。你去问一个小学老师，她对“绿坝”有什么看法，我敢打赌她会对政府表示感谢。“稳定部”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有人声泪俱下的给她讲一遍邓玉娇的故事然后号召她上街游行。
　　
　　（未完待续）
　　…

最近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杭州撞人，巴东烈女，每天上网看到这些消息心情极其恶劣。我一再告诫自己中国很复杂一定要用理性去思考问题，但是面对这些事情怎么保持理性？最近听说了一句很有感情的话，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听说了这些事情之后还“理性”，也是野蛮的罢！
　　
　　今天我就非理性一把，不谈大局，不谈主流，就谈这些民意事件。从当初哈尔滨宝马撞人案到现在，所有这些民意事件存在一个一般规律：
　　
　　第一，引起广泛民愤的事件往往是“官民冲突”，或者说是权贵与普通百姓的冲突。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导火索，根本原因在于相当多的老百姓不信任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很多人说美国也有腐败，但美国的腐败主要在高层，而中国的腐败更多的表现在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基层。老江当年16大报告说“旗帜就是形象”，其实基层才是形象。这些民意事件说明，执政党的形象是不行的。
　　
　　第二，事件发生之初，一定是首先向有利于当事人中的权贵一方发展。这是基层官员集团的本能。把谁放到那样的位置上去，他也必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反过来说没有这种本能的人也到不了那个位置。这是体制的悲哀。
　　
　　第三，民意一旦介入，事情将向对当事人中的弱势一方有利的方向发展。弱势一方，也是受害的一方，最可以期待的民意好处是得到一笔可观的金钱赔偿。
　　
　　第四，弱势受害者拿到赔偿之后，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当初哈尔滨宝马撞人案，肇事一方给了受害者家庭一笔钱之后，受害者的女儿接受记者采访，说我们两家现在已经成了朋友。我当初看到这个报道时候非常气愤：跟撞死你妈的人交朋友？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很多网友都会有一种被人出卖或者当枪使的感觉。我们考虑的是社会正义的理想，而受害者家庭想要的仅仅是现实的生活。
　　
　　第五，案子的调查审判一定会比较慢。最终判决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呢？一直等到“民意”对这个案子不感兴趣了再出来。事实证明等不了多少时间，通常一两个月之后，80%的网友甚至都懒的打听最后结果了。
　　
　　第六，最终判决结果一般不会因为“曾经有过”“民意”，而从严从重。
　　
　　第七，最后，官僚体制基本不受影响。
　　
　　这就是现实。每一次民意事件出现，我们都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快速果断地解决问题，最好是胡温亲自出马，到现场发表激情演说，然后痛下狠手整顿吏治，甚至是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么？根本不可能。这些民意事件告诉我们的一个中国现实是中国体系根本就不是一个强人指哪就能打哪的体系。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办法很有限。
　　
　　当初，有一普通教师给毛泽东写信，说地方官抢占了本来属于她儿子的大学名额。毛泽东对地方官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给她寄去了一笔钱和一封道歉信。如果有恩有威的毛泽东都做不到，现在又有谁能做到？
　　
　　那么干脆就放开，直接依靠民意，让老百姓起来去官僚集团干，行不行呢？实际上中国早就做过两次大的实验，一次是1957之前，一次是1966之后，结果都是实验失败。1989之前又做过一次小的实验，结果是大实验大失败，小实验小失败。过去20年之内什么实验都不做了，反而没有失败。已知这些实验结果，你还想继续实验么？
　　
　　中国的未来会怎样？大致有三种理论。
　　
　　一个是“火药桶理论”。这个理论说中国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我认为这个理论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么多年了也没爆炸。
　　
　　一个更恰当的理论是“沙堆理论”。也就是说，这些民意事件就好比是往一堆沙子上一粒一粒地放沙粒。虽然没有人能够预测沙堆什么时候塌陷，但每一个新的沙粒都使沙堆变得更不稳定，所以塌陷只是时间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赞同这个理论，有的人更是盼望着沙子能够落得更快更多一些，以便让沙堆更早塌陷。但我认为这个理论也是错的。这个理论的最大错误在于它假设沙堆本身不会移动和变形。
　　
　　我认为最适合描写中国的模型应该是“自行车理论”。自行车如果不动，就会倒下，但一旦动起来就是稳定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崩溃，是因为中国每天都在变化。
　　
　　我相信这个官僚体制早晚也会变。…

如果我们能暂时把自己的眼界抬高，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现在中国的左右之争，再跟其他国家比较一下，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现今中国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业余”派，他们的争论停留在网络论坛。不管你是“左”还是“右”，反正你无法“左右”执政者。

美国就完全不同，民主党左，共和党又，美国可以左八年右八年。中国左右跟美国左右的唯一共同点可能是经济上的：两国的左派都更强调均富，右派都更强调市 场的自由。除此之外，可能就正好相反了。中国左派更像美国共和党，特别爱国，强调军事力量，强调本国利益至上，强调传统价值，强调对外强硬。中国右派更像 美国民主党，认为脑残才鼓吹爱国，强调文化，强调“普世”价值，强调向别国学习。

为什么中国的左右派不能像美国的左右派一样上台面呢？我认为根本原因不是执政党不让。“左右”只不过是思想，执政者是人，人可以接收这个思想和那个思想。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左右”思想都上不了台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思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极端思想。

在理论上，似乎左右派的根本分歧应该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分歧，然而现在争论的焦点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据我观察，过去几年到目前，中国左右两派的最重要最明显的分歧在于对西方的态度。

左派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西方国家想要遏制中国崛起。最新出的这本《中国不高兴》，可以说全面总结了这个观点。这本书说，“中西方的关系，在过去20 多年来，我们的总体判断是遏制和反遏制”。左派认为西方国家简直是憋着一股劲要灭亡中国，而其根本原因是争夺世界上有限的资源。既然资源有限，战争就是解 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正是因为有外来威胁，我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而不要一团散沙。

而右派则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在 于国内没有民主自由。右派认为我们这帮连民主自由都没有的人有什么资格骂人法国？美国总统再坏，美国人敢骂总统，可你他妈只敢骂美国总统。在右派的潜意识 中，中国对抗西方简直就是野蛮对抗文明。中国军事不强还好点，军事强简直就是纳粹。

这种对西方态度表现出来最有意思的就是看国内 网友对美国出的坏消息的评论。左派一看这些坏消息就说美国已经彻底腐烂，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美国这么搞早晚要发动战争，我们好好准备 吧！右派一看这些评论就说美国这就叫水深火热是吧，让我们也去水深火热一把吧！

现在左右的分歧就是这么极端。

我很怀疑左派夸大西方威胁是故意的。只有在面临外敌强大威胁的时候，集体主义才更有效，左派喜欢相濡以沫，没有外敌大家就相忘于江湖了。《中国不高兴》 实际上是承认外敌威胁的正面作用的，并称之为“外部选择压”。外敌，就连在经济领域都是左派最好的朋友。林毅夫一说“比较优势”，扬帆马上说“国家安 全”。

然而右派的亲西方思想则是发自内心的。但右派最大的问题在于只讲感情不讲道理。右派对国家前途的思考习惯是不顾具体国情的 一厢情愿。比如前一阶段流行的《08宪.章》，就是一份典型的 wish list. 就好像女大学生的征婚广告，我希望他这样，我希望他这样，我希望他还这样，我还希望他这样这样。如果你把她所有这些希望输入计算机，最终结果可能发现这样 搭建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可能存在的人。可行性在哪里？就算不考虑可行性，你看看全世界真正满足你那要求的国家存在么？我看到好几个小资博客以“签署”了 这份 wish list 为荣。同学，不签的也许人格有问题，签的绝对是智商有问题。

如果你一开始就认定西方特别坏，并且以此去寻找证据支持你的论定，你一定能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证据。如果你一开始就认定西方什么都好，并以此来寻找证据，你一定也能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证据。中国的左右都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世界上的东西怎么能用非黑既白的眼光去看呢？说西方全坏和说民主全好一样都是无知导致的无畏。

很多左派以他们提前预见到了这次经济危机为荣。但是不要忘了他们此前的预测中几乎一致地劝大家买黄金，可是现在危机了，买黄金的富了么？今天看到刘军络博客终于承认黄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黄金早就过时了，正如冷战思维也早就过时了。睁开眼看看这个世界吧！没错美国人有权使用那么多资源，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有权使用这么多资源。但是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中国要想领导世界，必须走一条新路。

现在中国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实都是“回到过去”派。左派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右派想回到蒋介石时代甚至北洋军阀时代。这些思想早就落伍了！中国需要新的思想。…

本文研究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就是中国的形象公关。我认为中国要想搞好形象公关，最好读一读 Gladwell 2000年的那本畅销书，《The Tipping Point》，因为这本书讲的就是一个品牌，一个东西是怎么成为流行趋势的，本文将之称为“口碑动力学”。不过我更认为，在此之前，中国应该先研究一下 《魔兽世界》这个网络游戏。

魔兽世界游戏里面最高潮的场面，是玩家组队合作打一个特别厉害的怪物。团队合作的最重要目标，就是要 控制怪物，让他只攻击队伍中皮糙肉厚特别抗打的那个玩家，术语叫“坦克”，通常这个坦克的职业是战士。凭什么让怪物只攻击战士？游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设 计，使得团队合作特别讲究技术，这个设计英文叫 threat, 而我觉得中国玩家的叫法更科学，叫做“仇恨”。

当你攻击怪物的 时候，你不但会给他带来一定的伤害值，而且会给他带来一定的仇恨。怪物的思路很简单，他有一张仇恨列表，谁给他造成的仇恨值最大，他就攻击谁。游戏设定最 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伤害值和仇恨值是不成比例的。战士有一些招数，虽然不能对怪物造成很大的伤害，却可以造成极大的仇恨。

我一直都是玩战士。群殴 boss 的时候我一般都是首先冲上去连续两次甚至三次使用“破甲”之后再让队友上。“破甲”这个技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快速积累仇恨。如果控制得好，在整个战斗中怪物会始终攻击我，一个牧师队友会给我治疗，其他队友就可以放手打。

如果怪物是充分智能和理性的，他应该优先攻击那些对他伤害最大的，或者那些防守最薄弱的队员，如果他这么打的话我们可能根本就打不过怪物。好在怪物像人一样爱冲动而非理性，他总是攻击他最“仇恨”的人。

这个“仇恨”系统的设计不仅仅是增加游戏可玩性那么简单，它显然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有时候你没有真正伤害什么人，仅仅是一句话说错就激起了他极大的“仇恨”。明明是别人伤害他更厉害，结果他最恨的居然是你！所以聪明人一定要避免做那些没有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却输出了很大仇恨的事情。

韩国人和印度人从来不曾真正对中国造成什么了不得的伤害，就是平时爱吹几句，结果激起了很多国人的“仇恨”。日本人当初在台湾什么实惠都捞到了，结果一看《海角七号》，台湾人的“仇恨”值还真不大。

我认为对这个输出伤害和输出仇恨的关系，TG 需要仔细研究。习近平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是啊，中国又没输出什么伤害，你们干嘛仇恨我们？殊不知伤害跟仇恨是两码事。

任何一个客观理性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大局是进步的。为什么中国的国际形象不行呢？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什么大局问题，而是那些得罪人的“小”问题。

比如说中国的 Internet censorship。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我敢说绝大多数网民来说，“伟大的防火墙”对生活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实际上据调查，大多数国人，比如那些中小学老师和朴实的学生 家长，实际上认为政府有责任检查网络内容。中国封不封纽约时报，对网吧里面打游戏的那些青年来说根本没什么影响。“沉默的大多数”，根本不在乎你墙不墙。 就连那些非看纽约时报不可的“高端”用户，其实G.F.W.也影响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是如此的“高端”，以至于都会穿墙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 T.G.放心大胆的G.F.W.。

但这里面有一个漏洞，那就是“高端用户”，非常激烈的反感封网这种做法。他们认为言论应该自由，信息应该随便流动。这种情绪在国外先进国家就更强烈。

99％的人无所谓，我只得罪了1％的人，这对我的形象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这就是“口碑动力学”的关键了。《The Tipping Point》这本书的第二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1％的高端用户，正好是该书所说的 social connectors。

很多人都听说过所谓“六度空间”理论。这个理论说，地球上任何两个人都可以通过最多6个人联系起来。这个理论显示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会有多么快。但是很多 人不知道的一点是，这个“六度理论”成立的关键是，6个人中必然有一个是 social connector。他是社交网络的节点，认识他和他认识的人他认识的人最多。比如一个河南省人要跟比利时某人联系，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这么一个社交节点 人物，比如名人之类的，不然你就联系不上。

那些最反感G.F.W.的“知识精英”，恰巧就是这些社会节点。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左右 “沉默的大多数”。这就好比说大多数人都对商品价格不是特别敏感，而商店之所以不敢随意提价，是因为有些顾客对价格极其敏感，而这些顾客一旦发现不对，就 会采取行动：他们左右其他所有顾客对你这个商店的印象。

所以“口碑动力学”的关键，不是怎么对付“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怎么对付这些“高端用户”。

腾讯的马化腾，就是一个深刻理解“口碑动力学”的人。我看到他最近的一篇内部报告，说道：

－ “做产品要做口碑，要关注高端用户、意见领袖关注的点。以前的思路是抓大放小，满足大部分小白用户的需求。但是高端用户这块是真正可以拿口碑的。”

－ “如果想要获得高端用户的口碑，还需要在产品的设计上大气些。如，让用户在我们的qqmail上使用别的邮箱的地址，而不带任何自己qqmail的尾巴。 之前我们做的时候不会自动保存别的邮箱的地址，自己心里打个小九九，让别人不方便使用外部邮箱地址，好使用我们的。这些小九九，高端用户都是看的出来，反 倒不好。”

－ “需要满足高端用户，让他不要怀疑你、bs你。如浏览器到兼容，可能你会考虑很多浏览器的覆盖率不高而不去做，但在高端用户来看，这是个态度问题，如果你的产品连这个都没考虑，其他的我就都怀疑了。”

得罪谁，也别得罪“知识精英”。老毛造福了那么多穷人，唯一得罪了的就是这帮精英。老蒋一辈子喊打喊杀，就是不敢得罪这帮精英，结果到现在都有人怀念他。“口碑动力学”，岂可不知乎？

本文结论，就是不要干那些没什么利益（比如说封纽约时报）却造成很大“仇恨”值的事情，尤其是这些事情不要得罪那些“高端”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