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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BT与中国P2P的未来

最近有好几件有意思的大事发生。哥本哈根正在开应对全球变暖的峰会,朝鲜突然均贫富一般地换发新货币,武汉至广州高铁通车。这三件事现在看起来已经很不简单,未来则都有可能对中国和整个世界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此时此刻,网上最热闹的话题却是广电总局封停了一系列的 BT 下载网站。这显然是个相当不得人心的“巨变”,网上很多文章都是情绪化地谩骂,本文试图以更为清醒的态度分析一下这个事件。

我认为,BT 被封的背后很可能没有什么阴谋。P2P下载作为一个行为,即使在在中国,也会与正版影视和谐共存。但 P2P 作为一个技术,即将过时。

一个很自然的看法是广电封杀 BT 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集团将来独占网络视频业务,我认为这种阴谋论高估了广电的谋略。广电在过去这么多年的一贯表现说明,它基本上是个只知道“随机应变”的部门,今天这里出问题了就搞一下这里,明天那里有人不满意了就搞一下那里,从来没有过什么长远的政策考虑。广电就好比刚刚学会象棋规则的棋手,别人将一军他就应对一下,从来没把握过先手。本来,中国现在的“正规”网络视频服务商的水平相当有限,远远没到可以取代 p2p 的程度。

从 Verycd 没有被封这个事实来看,广电此次行动并非针对 p2p 下载。广电自己的“许可证”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许可证制度早在2007年就开始了。我估计这次实际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有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国际上,是最近海盗湾的事情搞的 BT 有点“臭名昭著”,中国一心想当“负责任的大国”,封一下 BT,对外宣传很好听。国内方面,封 BT 正好迎合了“反低俗”运动,因为 verycd 上基本没有什么“低俗”内容,都是 BT 传播的。但考虑到反低俗运动已经开展多时,此时才封 BT,如果不是广电反应慢,那么更大的可能性还是因为海盗湾的国际形势。再考虑到 btchina 负责人没有被抓起来,甚至可能没有受到什么处罚,可见做给外人看的可能性更大。

从技术角度看,全面封锁 p2p 是不可能的。即使将来 verycd 被封,人们仍然可以找到别的办法“分享互联网”。人们使用 p2p 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为了省钱占便宜,一个重要因素是有些节目,比如最新的美剧,在国内根本就没有正版可看。

另一方面,真正会使用 p2p 下载的人占全国观众的比例毕竟是个绝对的小数。我看《2012》在 verycd 的最新版,出来好几天了也才不过有几千次下载而已。其中有很多可能已经去电影院看过正版下载纯粹是为了收藏,另有一些人则就算没有盗版看也不会掏钱买正版。退一步说,就算停了 p2p 之后所有这几千人都会掏钱看正版,其做的贡献相对于《2012》在中国4亿多的票房总数来说也是绝对微不足道的。所以 p2p 其实对正版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威胁。

之所以人们会“以为”网上下载是个对正版很致命的行为,是因为会下载的人都是特别能“吹”的人。经常在网上下载电影看的人,同时也是最有可能去豆瓣写影评的人,也是最有可能向亲朋好友推荐电影的人。他们是电影传播社交网络中的领袖人物。所以说网上下载影响正版发售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这就好比说如果一个没到过日本的人整天看日本电视剧,会认为日本美女特别多,而实际情况是只有美女才有可能去演电视剧一样。

网络下载的这个性质提醒我们,它甚至可能对正版有利。中国每年大约只引进20部美国电影,正是借助网络下载和的会使用网络下载的这些领袖人物的传播,才使得更多的好莱坞演员有了中国粉丝。国内电影其实也一样,很多小制作的影片本来就没什么票房,借助免费的网上下载,一些本来不知名的导演和演员获得了口碑。那些烂片能够被人用几个小时下载来看,其实应该深感荣幸。注意这是 p2p 比直接卖盗版盘强的一个地方,因为买光盘不需要技术,所以买光盘的人一般没有能力给你宣传口碑。

我认为这次 BT 被封对中国 p2p 电影下载界的唯一影响,是淘汰了 RMVB 这种落后的视频格式。我注意到 BT 上的电影电视剧主要是 RMVB,而 Verycd 则以 avi 和 h264 等更清晰的格式为主。这次封了 BT,客观上促使中国电影下载界的技术升级,一大批网友将被迫进入高清时代。及时对正版界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消息。人们一旦上了高清就会上瘾,就会去追求更高的清晰度,直至1080p,这时候他们就更有可能去买正版的蓝光光盘。

从长远角度,我估计十年之后 p2p 下载将会过时。现在人们之所以使用 p2p,根本原因是单点连接的带宽不够。现在测试的所谓 4G 网络,已经可以做到几秒钟下载一部 DVD,如果这个技术普及了,那么谁还需要 p2p?视频点播将会成为主流。我看现在很多人看电视剧已经是直接去正规视频网站看,而不再下载了。…

穷人的普世价值

我听说有这么一种中学。在这个学校里,学生几乎没有任何自由。

怎么走路,怎么坐,走路的时候怎么拿东西,怎么回答问题,甚至上厕所之后怎么洗手,都有严格规定。

课堂上别的同学发言的时候,全班同学按规定动作看着他。在教室里,学生必须学会使用两种统一的音量说话,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使用哪种音量。如果哪个同学在课堂上有小动作,老师会立即停止上课,然后全班讨论怎么“帮助”他克服这个坏毛病。

这个学校的学生一般早上五六点钟就起床,在七点之前已经开始集体的学习。放学也比别的学校晚,一般要在下午六点以后,然后回家还要做两个小时的家庭作业。

除了刻苦学习之外,学校还要求所有学生必须有礼貌 — 不是一般的有礼貌,是日本艺妓水平的礼貌。比如你跟这个学校的一个学生说话,他会注视你,不停地点头表示非常赞同你的观点。老师甚至有意在校园里放置垃圾,让学生们自觉捡起来。

学生们既不研究体育明星,也不常去博物馆,他们学习的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

有人研究表明,在这种学校里,老师一直向学生灌输的观念可以归纳为三条:
第一,你是集体的一员。
第二,外面的世界奇怪而危险,所以我们的集体要始终团结在一起。
第三,世界就要像一座大山,山的顶峰是一个天堂,这个天堂就是大学。

这三条如果不是说一个学校,而是一个国家的话,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到了军国主义程度的可怕国家。这种学校在湖南农村么?或者这种学校在二战前夜的日本么?

这种学校在今天的美国。这就是美国的 KIPP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学校系统。

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总的来说相当差劲。如果让一个孩子在纽约的某些学区上中学,他受到的教育和未来能考上美国大学的可能性,也许低于中国某些大城市的中学。KIPP 就是公立学校改革的产物。在这个学校系统上学的绝大多数孩子来自穷人家庭。然而 KIPP 却获得了超过80%的大学升学率,其各项成绩往往是所在州所有公立学校里面最好的。这种学校是如此热门,它的到了大量的社会捐款,而谁能入学必须抽签决定!

我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对这种学校有什么评论呢?这哪是培养人才,纯粹是培养机器。中国的主流舆论,早在20年前就开始鄙视“以考大学为核心”的中学教育,认为素质教育才是最重要的。我国的舆论认为,让孩子处处按规定动作行为,是对人性的摧残。过分的礼貌则无助于养成独立的人格。宽容,自由,平等,这才是普世价值。

但从 KIPP 在美国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普世价值:穷人的普世价值。穷人的普世价值很简单,那就是不想再当穷人。哪怕是牺牲个性,也不想当穷人。哪怕是没时间看哈利波特,也不想当穷人。哪怕是集体主义,也不想当穷人。

在某些人眼中的完美穷人,是安分守己的,以贫穷为乐的穷人。一个中产阶级人士跑到乡下去玩,他希望看到的可能是那种乐呵呵地赶着牛羊去田野的穷人孩子。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孩子最好还要对他的跑车表示一下鄙视,那样的话他会感动地把这个经历写在博客上。反过来,如果一个穷人孩子对他说,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考上你上的那个大学,将来也买一辆这样的跑车,那就一点诗情画意都没有了。

西方国家的人看西藏和非洲,就是希望这两个地方的穷人永远都是诗情画意的穷人。他们希望藏族人最好永远都是虔诚的宗教教徒,他们希望非洲人最好永远都过绿色环保的生活。

但穷人不想永远当穷人。穷人认为如果能考上大学,那么年轻的时候做出一点牺牲是值得的。考上大学以后再学风雅也不迟。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仍然需要 KIPP 这样的中学,而且不是一般需要,是极其需要。美国媒体对 KIPP 是一片欢呼声。穷人没有别的社会资源可以改变自身命运,升学率就是硬道理,这么基本的常识有什么可说的?

我认为穷人的普世价值,是比知识分子的普世价值更“基本”的价值。中国在三十年以前,主要由穷人组成。所以中国那时候唯一正确的做法,也许就是设计一个类似于 KIPP 学校的系统。抽象地谈论普世价值,指责当初的做法,有什么意义呢?

非功不侯的诺贝尔奖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中国人就要反思一下为什么中国到现在还没有本土科学家拿诺贝尔奖。我这两天看了不少这种反思文章,认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除却和平奖和文学奖这两个特别不靠谱的奖项之外(如果诺贝尔奖只有这两项该多好啊 – 那样的话中国完全可以自行设立一个奖与之抗衡),诺贝尔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只看成果不看人。特别指出,这里所说的“成果”,不是你一生之中一系列 的大小成果都算,而是只看其中一个成果。也就是说,与其说诺贝尔奖是发给个人的,不如说它是发给特定的工作成果的。诺贝尔奖,不是什么“终生成就奖”。

汉初,刘邦立白马之盟,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非功不侯”。不管你多么辛苦,不管你这个人的素质有多高,没立过大功就不能封侯。

“封侯”,是一种充满野性魅力的机制。在当今这个人人都有好几页 CV,整个加拿大技术移民香港特区身份证都要打分的时代,也许只有诺贝尔奖还保留了这种原始野性。

我举一个最有戏剧性的例子,1978 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被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因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而获得。微波背景辐射是大爆炸的证据,早在1940年代就有人从理论上预言,人们一直想直接 观测。1964 年,普林斯顿的三个物理学家拼命也没找到。结果其隔壁的贝尔实验室的两位工程师,也就是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微波背景辐射的情况下发现他 们用来实验的一个天线有大约3.5 K的噪音怎么也去除不了,只好打电话向普林斯顿的人请教。普林斯顿这边的三个人之一,听完电话之后的第一句话是“Boys, we’ve been scooped.” 两边开了个会,结果是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天体物理学报》上发表一篇短文描述他们看到的现象,然后普林斯顿的组发表另一篇文章说明这个现象就是微波背景辐 射。

结果诺贝尔奖给了彭齐亚斯和威尔逊,而从理论到实验参与的众多物理学家,谁也没捞到。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据说这两位老兄还是在获奖之后看纽约时报的报道才了解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另外,这两个诺奖得主后来也都没有在大学任职。

类似的获奖故事也许没有这个这么极端,但并不少见。我记得几年以前有一次物理奖,得主之一是一个日本人,就是谁也没想到他能得奖。

这就是诺贝尔奖的原则。不管谁最懂,不管谁最牛,甚至不管谁的贡献最“大”,就看是谁做出了关键一步。

所以说诺贝尔奖思维其实是“封侯思维”,是“立功思维”。 我国为什么没有本土诺贝尔奖?因为我国过分文明,全面进化到了“素质思维”。

我国汉唐以后,对任用人才的态度,普遍认为“立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素质”才最能说明问题。很多武将斩首无数也当不了大官,反过来说有的文人什么实事没干过一篇文章就成了国家重点培养的状元,就好比奥巴马光凭演讲就能拿诺贝尔和平奖一样。

想拿诺贝尔很简单,就是要找世界难题攻关 — 干出来你就立功受奖,干不出来你就什么都不是。但我国大学里面很多人不愿这么干。他们想的是多发几篇论文,多出几本书,以证明自己的“素质”高。这些人认为,一系列的小成就可以相加变成“大素质”。

所以说要想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本土诺奖,首先要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人做世界难题。除了“素质思维”之外,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中国现在搞科研显然是不缺 钱。我认为做世界难题的人少的一个原因是与国际的交流不够。如果交流不够,人们就会觉得那些世界难题离自己特别遥远而申不上手。

有人认为中国的教育不行,培养不出来诺贝尔奖得主。我反对这个看法。如果诺贝尔奖是个“素质奖”,那么教育就很重要;但诺贝尔奖是个“立功封侯奖”。并不是高素质的人去干高级的事儿,而是高级的事儿成就人。

目前现在国外的各个特别牛的实验室中,往往都有来自大陆的中国年轻人的身影。他们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而且还都是应试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但他们在这些实 验室中的表现并不差。很有可能,其中有些人已经作出了重大的发现,立了大功。也许未来某一天,他们中的某个人会收到来自瑞典的电话。

把他们放到一个能立功的环境中,他们自然就有机会封侯。反过来说如果你的体制整天奖励的是“素质”,你的院士评选靠的是集腋成裘的“终生成就”,你的整个文化氛围就一定是“素质思维”。瑞典人凭什么给你打电话呢?…

这个时代的导播

哪怕最爱国的观众,也会痛骂CCTV转播阅兵的那个导播。
  
  不管用多少昂贵设备,再加上多少次重大活动,也喂不出来一个合格的央视导播。这次转播阅兵据说特意装备了什么“飞猫”,“360度摄像机”,可是最后拍出来的效果仍然是非常之差。我自己的突出感受是对部队的近距离特写太少,全是远景,特别是高空俯拍镜头太多。这帮没见过市面的土人,是不是感觉自己好不容易有高空设备了不用白瞎啊。难道转播阅兵所需要的技术是如此之难,以至于诺大的中央台居然找不到一个好导播么?
  
  导播问题可能根本就不是技术问题。其实就算是用那些平时转播足球的人来干,效果也会好得多,他们干的就是远近结合能屈能伸。但转播阅兵不是转播足球。央视内部可能有超过20人能够把阅兵式导播得更好,但是不能用他们。而此次的这个导播,其本人可能根本就不懂艺术,甚至不懂技术。但是必须用他。
  
  因为他绝对不会犯政治错误。
  
  中国文化从西周以来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什么都讲究一个“规格”。具体到阅兵转播,就是第一,一定要给中央领导人镜头;第二,如果你给薄熙来两个镜头,那就至少得给李克强三个。
  
  在央视看来,转播阅兵是一次政治任务。就好像那些特并听话的孩子弹琴一样,他们不追求把琴谈好,而是追求把琴谈“对”。比如据说整个阅兵过程的解说,对两个播音员的要求就是分秒不差地把词念“对”,而且绝对不允许有临场自由发挥。
  
  在央视看来,阅兵不仅仅是一次国家大型活动,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次“亮相”。所以我们看到除了在整个阅兵过程中不停地给领导人镜头之外,活动结束之后,播音员还必须把包括阿沛·阿旺晋美这样大家根本不关心但是级别到了那里的人的名单统统播报一遍。
  
  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共有25个委员,其中包括9个常委。而此次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包括上届,甚至可能上面几届的老常委。所有这些人都必须给镜头。我手里没有阅兵录像,没有办法仔细统计,但可以估计如下:
  
  - 在职政治局一般委员,每人(至少,下同)2个镜头
  - 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每人3个镜头
  - 政治局常委,每人5个镜头
  - 前核心和现任总书记,每人10个镜头
  - 一般党外民主人士,西哈努克亲王等,每人1个镜头
  
  这样还不算最后一项,就已经是至少116个镜头了。
  
  央视要考虑的重中之重,是首先要不折不扣地把这116个镜头给够,该给的必须给,不该给的必须不给。其次,是怎么才能比较“艺术地”分配这些镜头,穿插在整个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之中。最后,才是怎么把阅兵和群众拍摄好。
  
  我痛恨总拿美国说事儿,但我无法想象美国电视在报道奥巴马活动的时候规定必须给希拉里5个镜头,朱蒂文3个镜头,应邀出席的前总统10个镜头,活动结束的时候再把所有参加者的名单报一遍。
  
  在整个庆典过程中,常委和委员们需要一直站立观看。如果是让我规规矩矩地站两个多小时,我站的时候一定满脑子都在想怎么改革这个仪式。我猜他们也会禁不住这样想吧。
  …

中国人指望政府,美国人指望 X-Men

2008年以来中国似乎有一个趋势,这就是人民越来越不信任政府。从政府角度说,就是政府的公信力似乎在下降。很多人可能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政府。是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使得它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认为现在人民越来越不信任政府,是因为中国人民进步了。
  
  并不是说政府没有跟上人民的进步,所以人民不信任政府。不管政府怎样,进步的人民本来就不应该信任政府。
  
  有些民主爱好者可能会说因为政府不是民选的,所以人民就不信任政府。美国政府是民选的,美国人民信任美国政府么?
  
  美国人民信任很多东西。比如绝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的新闻媒体非常信任,他们不但信任,而且对本国的新闻自由特别自豪。美国人还特别信任私人公司和私立学校。如果一个公司是 private 的,特别是小公司,美国人通常就会对其信任。比如上市之前的 Google,人们就很信任。很多教授自己成立了私人的科研公司,以从政府拿科研经费作为收入,结果这样的私人小公司的科研信誉可能甚至超过大学和国家实验室。
  
  但美国人不信任政府。不管政府是怎么选出来的都不信任。不但受过教育的人不信任政府,所有人都不信任。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就是美国的超级英雄类电影。
  
  这些电影大都根据知名漫画改编,内容千篇一律: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变成了超人,于是他们开始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其实好莱坞的很多电影虽然没有明显的“超能”英雄,但路子是类似的。以前“强国论坛”的数学就曾经指出,中国电影只会拍那些无病呻吟的小资情怀,而美国电影却大多表现“高大全” 的“主旋律”,比如一个科学家孤军奋斗战胜病毒,一个小律师伸张正义之类的。其实这些电影本质上都是超级英雄电影。
  
  这些电影还有一个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共同点,那就是这些超级英雄从来不加入政府。他们有时候也会跟政府合作,但更多的是跟政府有矛盾。比如我最近看到的 Watchmen 中政府禁止超级英雄自行行动,《金刚狼》中主角从政附部门中叛逃出来宁可去做个伐木工等等。注意我看到国内有人影评很不理解后者的行为,认为有这样的本事为什么不去改变世界呢。
  
  试想一个美国人从小看的都是这些内容,请问他可能相信政府么?实际上我认为这种不信任政府的情绪可能是发达社会人们的普遍心理。人们喜欢单纯的东西,而反感特别大,什么都做,一手遮天的东西。为什么金刚狼去当伐木工?因为他如果去开个大公司改变世界,人们就会本能地反感他。
  
  我认为这种对“大”的反感,反映了现代人心目中的一个自立的意识。而过去国人对“大”的崇拜,则反映了人们心目中期待救世主和父母官的“不能自立”的意识。比如很多中国家长认为政府有义务监管网上的色情内容,而美国人则更多的认为教育孩子是你自己的,甚至是孩子自己的事情。
  
  中国人的传统意识,是认为政府应该什么都管。任何一个中国人,哪怕他是个作家,也要间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几十年以前中国家庭夫妻吵架,居然也要单位领导出面调节。在这种心理下中国政府想当然的就认为自己应该在所有领域插手。
  
  而美国则不然。美国的事情除了政府管一部分之外,还有很多是其他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众自发组织在管,也就是所谓的“非政府组织”,NGO。那些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比如 X-Men,其实就是 NGO。比如稳定社会最大的力量,恐怕不是美国政府,而是教会。
  
  两年前我曾经有一次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长途奔袭遇到暴风雪,找到路边一个旅馆结果这个旅馆已经停业好几个月了,看门人帮我问当地警察怎么办,警察说不远处有个 convention center 可以住。我去了一看原来这里被红十字会临时“征用”成了一个收容站。我们可能两百多个难民,每人都得到了一张行军床,毯子,枕头,和三顿热饭,甚至还有饮料,水果,电视,和篮球。所有这些都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组织完成,政府根本不用出面。时不时会有一两个警察过来看看情况,通报路况,但很明显是警察给红十字会帮忙,而不是反过来。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记者采访,所有人都对得到的救助泰然自若,仿佛是理所应当,大概只有我临走的时候跑过去跟一个支援者握了手表示感谢。
  
  所以美国人不但不信任政府,而且不指望政府。有事找 NGO。中国人有事上访,美国人找维权律师,实际上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能不能解决。在这种不信任不指望政府的氛围下,美国人的公民意识非常之强,是真正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Engaged Citizen,是维护国家正义的特别重要的力量。
  
  我认为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中国人开始大量出现这种自立自强的意识了。有的志愿者没有跟本地政府联系,直接就去现场了,有的资本家直接带工程队就上去了。这些民间的力量现在比任何东西都值得我们为之自豪。如果我们的人民都是这样的,中国怎么可能不强呢?
  
  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我非常认同这种说法。那些 engaged citizens,维权律师和民间组织,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方向。没错,是存在“民主基金会”这样的东西,是有人以维权律师的名义想搞颠覆活动,但不能因噎废食。“父母官”时代已经过去了,人民自强自立是大势所趋。
  
  现在执政党要考虑的当务之急,不是什么整党反腐的老一套,而是怎么向人民放权。如同 X-Men 一样,NGO 可以是政府的朋友,也可以是政府的敌人。美国政府一般情况下尽可能地选择做他们的朋友。中国政府20年前春夏之交的事情没做好得罪了一大帮60后和70 后,现在搞 GFW 又得罪了一大帮80后和90后,难道这就叫统战么?它的敌人似乎已经够多了。
  …

中国的效率与男人的智商

2008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个在大多数国人看来很不起眼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从当年6月1日起,“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 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后来我家人跟我说,哈尔滨的超市里面真的就不给免费塑料袋了,很多人像多年以前一样,自己拿着 购物袋去商店。在2008年中国众多的大事之中,这似乎是一件不能再小的小事,然而此事却在美国的几个可能特别有影响力的思想者的头脑中,产生了很大的波 澜。

Thomas Friedman 的 Hot, Flat and Crowded 这本书的第四部分说的是美国怎么办,而在这一部分的第一章,标题却是[China for a Day]. 他提到中国禁止免费塑料袋这件事,然后说,美国能不能当一天中国。

中国政府说不能给免费塑料袋,全国超市就真得不给了,那些专门靠生产这种塑料袋为生的“特殊利益集团”并没有通过游说人大代表来阻止这项“通知”的执 行。以前中国政府曾经说汽油产品不能含铅,结果全国的汽油产品就真的不含铅了。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当初为了实现同样的目标不知道费了多少时间跟利益集团博 弈。目前最先进的核电技术 AP1000,本来是美国公司研发出来的,但美国地方政府和议会不停扯皮论证。中国政府说我们先干,结果世界第一个 AP1000 核电站将在中国建成。

这就是中国政府的高效率。如果下次中国政府说“要有光”,估计就真的有了光。

Friedman 有感于有利于新能源的政策在美国通过之难,希望美国能当一天中国。在这一天里,总统直接发“通知”宣布一系列的新政策,然后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抱怨,然后 就立即执行。Friedman 说,美国政府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政府优越,但就是在“发通知”这一点上比不上中国。

可能是为了安慰美国读者,他进一步写道,也许中国政府“发通知”的能力强,但执行能力并不强 — 相比之下美国的执行能力就很强。但事实证明现在国内超市的确没有免费塑料袋给了,所以中国政府的执行能力其实也很强。

我要问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是不是比美国政府优越?或者抽象一点,集权政府是否比民主政府优越呢?

我猜很多人会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考查最近几十年内世界上办事最有效率的政府,可能他们都不是特别民主的政府,比如说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小蒋时代 的台湾,和现在的中国。事实上美国近代最牛的总统可能是罗斯福,而罗斯福时期的美国,议会把很大权利给了总统,其“集权度”似乎也是历史上比较高的。

但这些事实也许不能说明集权体制更优越。Guns, Germs, and Steel 这本当今名著的作者 Jared Diamond 最近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提到了中国的效率问题:
“When people talk about the greater efficiency of dictatorships, they are forgetting that a dictatorship is no more likely than a democracy to make a wise decision,” he say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oved quickly to ban lead in petrol, but it also virtually abolished education during a ph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says. A democracy could never do that.

集权体制也许并不见得比民主政府更容易做出正确决定。也许他做出了[很多]正确的决定,但他也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平均]而言,集权的得分可能并不比民主好。事实上如果考察最近几十年最差的政府,可能也都是相对集权的政府。

我认为集权的效率就如同男人的智商。这里面有个典故,需要好好说说。

哈佛前校长 Lawrence Summers 2005 年被迫辞职,是因为他一番关于男女智商分布的议论。Summers 在一个公开讲话中说,为什么现在大学里面数学和科学,工程学科的教授大多是男的?这并不是因为什么性别歧视,而是男女在学术取向方面的差异。男人占据高端 理工科学术位置是因为男人本来就擅长这个。结果他就因为这个政治不正确的谈话而下台了。

其实 Summers 并没说男人的[平均智商]高于女人,他说的是智商分布中的 standard deviation,标准差。原话是:
It does appear that on many, many different human attributes-height, weight, propensity for criminality, overall IQ, mathematical ability, scientific ability-there is relatively clear evidence that whatever the difference in means-which can be debated-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variability of a male and a female population.

姑且认为男女的平均智商完全一样,但男人的智商分布的标准差比女人大: 也就是说有很多特别聪明的男人和很多特别笨的男人,而相比之下女人的智商都差不多。这样一来,如果你要的是最聪明的人,比如说大学教授,那么很显然你得到 的大多是男人。其实监狱里面也是男人多,所以这番言论并没有构成性别歧视。实际上的确有很多人据此为 Summers 辩护。另外,现在的哈佛校长好像是个女人。

2008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更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在数学考试这个项目 上,Summers 说的完全正确(http://www.coyoteblog.com/coyote_blog/2008/07/so-lawrence- sum.html)。其中的这张图表现了男女在数学成绩上的分布。平均分是一样的,但如果你想选拔几个数学尖子,那么可能就男孩居多了。

我认为如果统计集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办事效率,很可能会得到类似的结论。集权政府的平均分不会比民主政府高,但最有效的却大都集权。最无效的也大都集权。

现在的问题是,你想要一个集权政府,还是一个民主政府?

Super Crunchers 这本书介绍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问即将生小孩的夫妇一个问题:假定你未来的孩子的智商概率满足平均值是100的正态分布,请问你想要的这个分布的标准差是 多大?结果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一个非常小的标准差。没有人想拿自己孩子的智商冒险,宁可不当天才,也别当笨蛋。我想这些夫妇可能宁可选择民主政府吧。

可能有人会说,如果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智商偏高的男孩,有必要拿他换个女孩么?但另一些人则会说,政府是一个智商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孩子,只有其分布函数 不变:一个有很大能力做好事的政府,时刻都保留着做坏事的权利。比如最近的绿坝。套用一句 Peter Parker 他爷爷的话,那就是能力越大,其分布函数的标准差就越大。

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男人,我相信一点,那就是如果国家已经很穷,那就值得用集权赌一把。对一穷二白的国家来说做点事总比什么都不做强。而如果国家已经很富裕了,那么政府最好还是老实点。


注:男女的智商分布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2004 年的一个研究表明(http://www.iqcomparisonsite.com/SexDifferences.aspx),成年男人的平均智商的 确高于女人,而且二者的标准差是一样的,所以哈佛校长的谈话中说“智商”可能是有问题的。但华尔街日报报道的统计是数学成绩,这一点符合哈佛校长的谈话。 本文更恰当的标题应该是《中国的效率与男人的数学成绩》,但我估计“数学成绩”这个词会使点击率减少一半,而“智商”则绝对增加点击 🙂…